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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人工智能能否担任公司

作者: 学术讲座  发布:2020-02-06

2019年11月14日 ( 正文字号: 小 中 大 ) 文章标签:公司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者理论 公司治理 [ 导语 ] 我国2005年修正《公司法》第5条将“社会责任”正式写进了法律,2017年《民法总则》第86条进一步将“社会责任”提升到民法典总则地位。然而,这一高尚的法律政治理想究竟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落实?依然没有达成共识。清华大学法学院施天涛教授在《第5条的理想与现实:公司社会责任何以实施?》一文中,将公司社会责任的考察限定于公司法范畴内,并提出公司法可以并仅在“公司守法”“治理结构”“商业决策”“社会披露”四方面落实社会责任。 一、我国法律关于社会责任的规定及其解读

这本书的全名是《理解公司——产权、激励与治理》,作者张维迎。本书主要内容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当中涉及了较多微观经济学和公司法的内容,并穿插了诸多应用和案例分析,是一本很好的入门书籍。

目前,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挑战相对不大,主要体现在辅助董事决策的角色。公司法应当予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董事可否将部分职权授予人工智能以及董事是否负有聘请人工智能的义务。而当人工智能发展到强人工智能阶段,具有模拟人类思维之时,将可能对公司法造成巨大的挑战。公司法应当未雨绸缪,作出一系列的制度思考与应对。

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国《民法总则》第86条规定:“营利法人从事经营活动,应当遵守商业道德,维护交易安全,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就二者的相同之处而言,有如下几点:

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概况:

人工智能的出现,会给公司带来什么影响。比如,人工智能可以充当投资者或公司股东本身(或者为股东决策提供协助),也可以充当劳动力,成为公司雇员。当人工智能本身成为投资者时,其所作出的决定相对单一:或者支持,或者反对。当人工智能充当公司雇员时,其所要应对的是人工智能作为劳动者的身份与地位的认定、对公司工作任务与规划的冲击与瓦解以及工作中可能产生的责任纠纷。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涉及劳动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其他部门法,已远远超出公司法所能规制范围。这里,讨论人工智能对公司法的挑战,主要探讨其与公司董事之间的关系,分析引发的冲击及其应对之道。

首先,二法同时将“社会责任”明确地写进了法律,且表述逻辑一致。从我国的立法目的和公司社会责任应有的涵义来看,该条最后的“社会责任”既包括前面的列举,又有其自身的内涵。公司遵守法律和道德以及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本是公司社会责任的应有之义,前后为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然而,这种罗列又是不完全的,如我国《公司法》关于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和对职工利益的保护同样是公司社会责任的重要内容,但《公司法》第5条却没有明示列举。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有着密切的关联,而这一层含义只能透过“社会责任”本身内涵和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予以解读。

公司治理结构是所有企业参与人及其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董事、经理人、员工、债权人、客户、供货商、所在地居民、政府等)之间的关系;

作为辅助董事的人工智能已是公司法面临的问题

其次,二法为公司承担社会责任设置的前提均为“公司从事经营活动”。从文义上看,公司的经营活动是指公司从事以营利为目的之具体商业活动,对应的是考核管理者行为的受信义务标准。对“公司从事经营行为”的解读应该根据立法目的进行扩张解释,使其能够囊括公司社会责任的固有内涵。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涉及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合约,尽管合约可能并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执行性;

人工智能已在诸多领域达到甚至超越人类的智力水平,人工智能为公司董事的决策提供参谋辅助也不再是空中楼阁。甚至于,人工智能因其本身无情感的“中立”地位,依据事先设置的算法与程序,更能为公司提供不夹带任何私利的意见。人工智能为董事决策提供辅助意见已非天马行空。在公司法视野里,这意味着产生两大挑战:一是公司董事可否授权给人工智能,让其代行处理本来应由董事所为之事。二是公司董事在一定条件下是否负有聘请人工智能提供决策咨询的义务。

再者,尽管二法在表述上不尽一致,但都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的道德要求。《公司法》第5条的表述是:“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从公司社会责任角度说,主要指的应是社会公德。商业道德本是公司作为商人的应有操守,无须在公司社会责任名义下特别规范。《公司法》的许多规则本身就是将公司的商业道德法律化。诚实守信既可以是一般社会道德,也可以是商业道德,何须重复表述?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激励机制,也就是每个参与人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如何做出最优决策的问题,以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

公司董事可否授权给人工智能

最后,二法均提出了企业须接受政府和社会监督。略有不同的是,公司法的表述多了“公众”二字,并无实质差异。

第一章:效率、信息与激励

一般认为,董事应当履行亲自管理的义务,但很多国家同时规定了例外情形:新西兰、美国通过判例确认董事在必要时可将部分管理权能授予经理;瑞士公司法仅禁止董事将公司关键性管理权授予他人;英国公司法规定在不违反公司章程的情况下,董事可在其认为适当时将权力授予任何个人或委员会。此规定的目的在于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维护公司利益。因此董事将部分管理权授予人工智能,让其代董事处理部分事务,本质上与其他自然人或委员会代为管理并无二致。

二法规定最大的差异是,公司法规定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要求,而《民法总则》却没有规定。遵守法律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本义务,《民法总则》却保持了沉默,令人难以理解。

帕累托效率和卡尔多效率是什么?帕累托最优状态:不存在另外一种可选择的状态使得没有任何人的处境变差而至少有一个人的处境变得更好(通俗说法:如果处于这种状态,除非损人,就不能利己)。卡尔多标准是总财富最大化标准。许多社会变革不是那种没有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总会使个别人受到损害,这时候就可以采取卡尔多标准进行评判,使社会总财富增长,并对受损的个别人进行补偿。

根据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不得将任何涉及参与董事会讨论或行使董事会表决权的权力授予其他非董事的人。此外其他职能权力,董事可授予经理。然而董事会授权对象是否仅限于经理,取决于《公司法》第49条是否为强制性规定。若进行扩大解释,在章程没有其他规定的情况下,为提高公司管理效率,应当允许董事授权给他人。如此一来,人工智能作为辅助董事的角色也将水到渠成。

威尼斯官方网站,二、公司社会责任可执行情况考察

卡尔多—希克斯标准的应用?市场交易的效率、为什么要反垄断、竞争规则、生产效率、分工和专业化、合作和组织、企业重组、社会改革、婚姻家庭...(书中例子形象生动,在此不做展开)。总结:世界上不同现象背后可能都有一种共同的规律。

当人工智能作为董事辅助性角色不存在法律障碍的情况下,需要解决的另一问题是:如何从法律上确定因人工智能的辅助而导致的责任。我国公司法虽对此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其他私法领域,比如信托法中有类似的规定: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理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

通过前文对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解读,公司法对公司社会责任关注的问题基本上已经明了。具体而言,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看,公司法应当而且仅在“公司守法”“治理结构”“商业决策”“社会披露”四方面落实社会责任。

外部性和科斯定理?外部性是指有人承担了他人行为引起的成本或者获得别人行为创造的收益,从而使得个人最优和社会最优的不一致。解决方案是使个人在边际上承担全部的社会成本和获得全部的社会收益,目的就是内部化决策的收益和成本,主要有两种措施:政府管制、征税或者补贴。科斯定理是指,只要产权界定是清楚的,如果没有交易成本,外部性可以通过当事人之间谈判解决,帕累托效率可以实现,并且最终的资源配置与初始的产权安排无关。

当董事将职权授予人工智能处理相关事务时,董事当然也需承担相应的后果,具体包括:第一,在选任人工智能时,应当尽责了解相关信息,具备选任人工智能的相应知识储备和基本技术;第二,在人工智能工作期间,董事负有谨慎义务,确保提供给人工智能的数据准确无误,对输出结果也应进行一定程度的审核;第三,应确保人工智能不会对公司管理造成重大损失,确保其运行安全顺畅,并保证定期维护。

公司守法意义上的社会责任

第二章:企业、企业家与公司治理

董事是否有义务聘请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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