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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文学研究的十个误区,讲座实录

作者: 威尼斯官方网站  发布:2019-10-08

诚然,中国是一个有漫长书写历史的国度,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文献汗牛充栋,这些文献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可是有着如此悠久书写传统的国家,根据历朝历代的情况看,不识字的人口一直占多数,所以说,中国文化传承到今天,是由极少数识字的人和绝大多数不识字的人共同参与传承的。历史上识字的人在总数上虽然很少,但借助文字的优长,他们较好地传承了上层文化。广大的老百姓则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了民间的文化。当然这只是大致的情况,经常能见到来自上层的人士书写下层文化,身处下层的民众也常常会传播上层文化。一般而言,这两种文化的地位并不对等,上层文化长期以来居于统治地位,对下层文化有很多渗透和很大影响;不过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影响。互相影响着的两种文化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社会文化,正如识字的群体和不识字的群体一同传承了文化一样。随着技术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群之间的交往和互动愈加频繁,各种文化中往往还同时包含外来文化的因素,文化的面貌就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讲的题目叫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前一部分偏向学理性思考,后面一部分涉及到今天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口头传统。口头传统是非遗的重要部分,什么叫非遗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里讲的很清楚,是指特定的社区民众世代传承的知识、技能、理念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联合国工作框架下主要分五大类:第一部分,口头传统和作为它的载体的语言。然后是表演艺术,关于宇宙和自然的知识和实践,文化空间等不同方面。为什么要研究这个?FOXP2基因,回到一个很根本的老话题上,人类物种什么时候经过进化开始学会说话的,口头传统这个说法是一个外来词语,在我们国家的学术文化传承中,我们也有其它的一些叫法,叫口头传承。但是都是用来概括这样一个事情,人通过说话的方式传递信息,传递信息的技能和传递信息的内容合起来是口头传统。口头传统也分广义和狭义,广义的口头传统是指口语交流的一切形式,说什么都算口头传统,比较狭义的口头传统或者学术界研究比较多的口头传统主要是指口头艺术,语词的艺术形式,像神话、歌谣、故事、史诗演述活动等。英国一个研究小组经过研究发现在哺乳动物身上有5%的基因是稳定的、几乎不发生变异的基因,这个基因在过去一百万年中它的氨基酸在人类物种身上发生两次突变,才让人具有了会说话的能力,而其他它动物都没有。也有人试图训练哺乳动物中很聪明的动物说话,但是到今天试验都不是很成功。基因经过发生突变,奠定了人会说话的生物学基础。当然,人会说话是很综合的演化过程,大脑逐步变得更加智慧,知识和信息的组织与处理方式变得更加复杂。同时,马克斯、恩格斯讲人类通过劳动训练了大脑、直立行走,让脑的能量在过去一百万年中获得了显著发展,所有这些加起来使人会说话了。 [ 2014-06-22 09:46 ] [朝戈金] 光明日报2003年报道过一条消息,英国一个科学家小组通过研究推断人类会说话的历史从现在往前推的话大约是12万年到20万年之间。鲁迅先生讲到:早期人劳动时互相需要协调动作,需要彼此沟通信息,说劳动发展出了语言。有些其他的历史学家也通过其它证据表明到旧石器时代中期以后,人作为物种在彼此协调和配合,比如在狩猎活动中,在养育后代活动中,还有在其他生产生活活动中,逐步发展出彼此沟通的技巧和技术,基因学家、生物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大体倾向于认为人类会说话的历史是12万到20万年。其实人类会说话的能力是上天、宇宙和大自然赋予人类很难得的一个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是有偶然性的,就像人类从历史上发展到今天,今天的基因技术不支持北京猿人是有后代的。基因的突变是带有偶然性的,如果基因没有突变,今天这个物种可能还四肢着地在森林里跑来跑去,彼此可能会合作,但是不会写出优美的诗歌,不会有李白、杜甫等等,人类文明和进步在一定意义上是上天慷慨的赐予我们的礼物,也是生命进化过程一个伟大的奇迹。 [ 2014-06-22 09:49 ] [朝戈金] 口头传统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晚,古希腊时有演说术,那时候一些政治家很擅长在公众面前演讲,我们看西方政治学术史,可以看到古希腊一些著名政治家都有在公开场所演讲的能力。在以后的发展中,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在书面文学的进程中都大量的吸收民间的东西,因为说话,除了个别生理上先天有障碍的人之外,无论是两河流域的埃及人,或是古印度人等,虽然讲着不同的话,但是他们都有会说话的能力,而且通过把文明、知识、艺术等等一代一代传承下来,让伟大的文明更灿烂。 [ 2014-06-22 09:51 ] [朝戈金] 在历史进程中,我们会看到很多现象,后来书面文化获得了发展,在很多地方发展出了书写的技术。今天西方研究人类文明的专家认为最早的书写符号距今八千年,巴尔干半岛一些技术符号。之后,有两河流域古代文字,有中国的甲骨文,还有南美印第安的文字等等,有的文字是互相受影响的,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也经历过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中间有些是彼此影响的,有些是独自发明的,经历过很复杂的演化过程。文字的形态也很不一样,比如中国的方块字,以及今天的文字体系,还有拼音文字,文字的使用是五花八门的,在世界各地人类通过自己聪明才智用不断的方案和不同的技术记录和处理他们的语音符号。所以,都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语言的历史长,文字的历史短,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 2014-06-22 09:54 ] [朝戈金] 文字被发明之后,是不是到处通用呢?并不是,欧洲整个中世纪大多数居民都是文盲、不识字,读书、写字的能力掌握在寺院的僧侣手中,掌握在少数贵族庄园主的手中,中国也一样,中国解放时文盲人数还是相当大,大家都记得四五十年代我们在工厂有很多扫盲班。一个国家的民众要提高素养,要通过阅读来学习知识,所以扫盲变成很重要的事情。说明什么?说明历史上不识字的人很多。从1999年到最近,在一些少数民族中,在有的族群中还有30%左右的文盲。到20世纪时候,爱尔兰有1/3人是功能性文盲,也读书,也学了字母,也会看一些东西,但是真正阅读和使用还是不行。如果再往前推,古希腊时期,他们创造过现行字母甲、现行字母乙,最初这些文字是干什么的呢?主要不是为了撰写和记录文学作品的,是用来做实用性记录的,比如商业契约等等。 [ 2014-06-22 10:03 ] [朝戈金] 最近美国一些基因学家写了一些书,叫人类迁徙的史诗,用基因方式来研究人类物种怎么样走出非洲然后来到今天的以色列地区等等,然后又分多少部,一部分逐渐走到亚洲,有一部分走到欧洲。我们看这样的迁徙历程,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物种在文明进步和发展中通过大脑的发育提供了生物学基础,通过基因的突变,通过合作、劳动,让人的综合能力逐步复杂起来,发展出了会说话的技能,这个技能一直到今天在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一直占据了日常信息交流的最主要方面,也占据了知识传递相当主要的方面。一直到19世纪、20世纪后工业化时代之后,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盲才变成极少数现象,很多人都会读书识字,即便这样,一天大量的信息交流是口耳之间交流的,我们跟配偶去菜市场买菜,边走边商量。我们有教科书,教科书不能让我们成为有学问的人,所以才有大学教育、研究生乃至博士生的教育,还有博士后培训计划,如果书面传递信息就能完成一切,那么就不需要这些了,把书印好了发给大家,大家在家读读就都成了很有学问的人。所以在信息传递中,面对面交流是不可替代的。 [ 2014-06-22 10:07 ]

题外话

与人类漫长的口头传统发展史比较,书写技术、印刷技术及互联网技术的历史就要相对短得多,而且有急剧加速的趋势:说话的历史有十几万年,书写的历史有几千年,古腾堡的活字印刷只有几百年(中国的活字印刷术要稍早一点),互联网的运用只有短短几十年。

[主持人] 各位读者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来到图书馆参加公益性学术讲座活动,今天的活动是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讲座月第三讲,这个活动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遗司和国家图书馆承办。我们和非遗司联合合作举办的讲座已经有三年了,感谢荣处长对我们的大力支持,2012年、2013年都是讲座周,今年拓展为讲座月,从6月14号开始一直到8月2号结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讲座活动,与此同时,还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成果展,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下面,欢迎今天的主讲嘉宾朝戈金老师!朝老师是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史诗研究学会会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老师今天演讲的主题是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请朝老师开讲! [ 2014-06-22 09:38 ]

按照劳里·航柯(Lauri Honko)的定义,史诗是关于文化范例的宏大叙事,它是集团认同的表达,通常由职业艺人来演述。史诗本身含纳了多种文类的传统。因此,关于史诗的定义,总是伴随着多样性、具体性与概括性、普遍性的对立统一。9世界上的史诗大致有三种形态:口传的、半口传的(或曰半书面的、以传统为导向的)和书面的(文人的,书面诗人的,其形式并不受传统的约束)。世界上有大量的上述第二种类型的史诗,如芬兰的《卡莱瓦拉》。这一史诗被整理者搜集和整理,它是半口传的,是基于传统的,接近于歌手的大脑文本。在19世纪的欧洲,知识精英们利用了民众的诗歌材料,使得它们成为民族认同的史诗。与上述情形相互对应,民俗学关于文本的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芬兰的历史-地理方法倾向于文本研究,他们通过故事写本的比较,发现异文,由此而寻觅历史原型。第二阶段以美国人类学家鲍亚士、萨皮尔和英国的马林诺斯基为代表,将文化对象化为文本,被称作“民族语言学模式的文本”,在这一时期文本被视为至高无上的。第三阶段,表演是中心,这包括表演理论,民族志诗学、言语民族志。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有戴尔·海默斯(Dell Hymes)、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罗杰·亚伯拉罕(Roger Abrahams)和丹·本-阿莫斯(Dan Ben-Amos)等。按照鲍曼在他的许多著述中所做的表述,表演就是“一种说话的模式”,“一种交流(communication)的方式”。与以往口头文学研究以文本(Text)为中心的视角不同,表演理论是以表演为中心,关注口头艺术文本在特定语境中的动态形成过程和其形式的实际应用。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是20世纪美国民俗学重要的理论流派之一。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和杰诺姆·鲁森伯格(Jerome Rothenberg) 创办的《黄金时代:民族志诗学》在1970年面世,成为该学派崛起的标志。特德洛克对祖尼印第安人的口传诗歌作了深入的调查分析,他的民族志诗学理论侧重于“声音的再发现”,从内部复原印第安诗歌的语言传达特征,如停顿、音调、音量控制的交错运用等。特德洛克创建一种新的文本模型,以记录和传达祖尼叙事的风格。10海默斯的研究致力于“形式的再发现”。他关注土著诗歌结构要素,如诗行、诗句、诗节、场景、动作、音步等等。他将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11这一学派的研究者认为,民族志诗学是一种“去中心”的诗学,鼓吹诗歌的耳识之学。这时人们关心的是口头话语(口头语言的形态和诗学),口头表演分析等。这时候人们注意到口头表演与印刷文本大相径庭。学者所更加关注的是史诗的言语层面文本,表演的详细情形,史诗表演在更加广阔的仪式过程中的功能。现代科技已经能够全息地录制现场的表演,民族志的深描也能够提供史诗的许多背景材料。从口头演述角度来观照活形态的口头传统中的艺人,我们自然会觉得下面的说法是多么幼稚。

蒙古文学传统中口头文学影响大大超过书面文学的情况,在不少文学传统中都可以见到,这是因为经由口头演述而形成的文本在重要性上并不落下风。它们凭借其思想力量成为人类文明的经典,至今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生命力,比如《圣经》和《论语》。诚然,许多口头文本能流传至今要拜文字之功,但它们形成于口头传统,传播于口头社会,进而通过书写获得第二生命的历程,仍令人遐想不已。

威尼斯官方网站 1[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朝戈金]

R. Bauman, Story, Performance, and Event: Contextual Studies of Oral Narrative. Cambridge, 1986.

《蒙古秘史》和《江格尔》《格斯尔》并称蒙古文学的“三大高峰”。其中《蒙古秘史》乃是“得自口头”的,“江格尔”和“格斯尔”都是活态演述的口头史诗,所以在行文中给这两部史诗加上书名号其实并不妥当。蒙古人创用文字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文人作家也是“代有才人出”,但文学高峰仍由口头文学占据着,说明口头文学不可轻视。

 2014年6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朝戈金研究员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了题为《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讲座,该讲座是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国家图书馆联合承办的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系列讲座的第三讲。文化部网站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现场图文直播,以下是讲座现场图文直播实录。  主题:口头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嘉宾:朝戈金,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史诗研究学会会长,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副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专家。  时间:2014年6月22日(周日) 9:30-11:30  地点:国家图书馆总馆北区学津堂(中关村南大街33号)

Oral-Formulaic Theory: A Folklore Casebook, ed. By John Miles Fole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London, 1990.

录音机发明之前,没有办法大量准确记录听觉符号,这就让口头传统在信息存储和跨时空传播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文字虽然是语言的派生物,是第二性的,但却具有能可靠存储和跨时空传播的巨大优势。随着文字信息编码的规则更趋严密,其信息的准确性也逐渐提高。于是,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通过文字记录下来的信息,具有被广泛推崇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口头传统的空间。


18 “这一概括是指:某一口头传统事象在被文本化的过程中,经过搜集、整理、迻译、出版的一系列工作流程,出现了参与者主观价值评判和解析关照为主导倾向的文本制作格式。”这一行为的结果表现为,搜集整理者取代了“传承人身份”进行了二度创造,真实的表演情景被消弭了,整理出的文本成为面向传统之外的人们的印刷“读物”。参见巴莫曲布嫫《民间叙事传统格式化之批评》(上、中、下篇),原载《文化研究》2004年1期、2期。

在笔者所在的学术圈里,现在还出现了用社交媒体授课的新方法。大致的方法是先设定课程名称,组建课程群,上传需要讨论的教学材料,有时还要事先选出或指定引言人,然后在约定的时段集体进群讨论,教师引导话题并在课程结束时作总结。特定的话题或知识点以单线推进或多线程交叉的方式推进。话语往来、即时互动是这种模式的主要特点,与传统的面授式教学所不同的是师生通过网络沟通互动。学术界所说的“次生的口语文化”,指的就是这种通过电子网络互动的交流模式。当然,这种教学模式还在探索中,其好处是可以同时有多位教师参与教学,学员的来源也更为开放多样。

国家图书馆2014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讲座月

在19世纪的文化进化论的学说中,对于起源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假设,即从原始到野蛮再到文明。原始时代,人们的生活由神话引导;在野蛮时代,人们由神话的痕迹移入民间故事;在文明时代,受过文明洗礼的人,已经失去了一切而仅留有口头传承的破碎的痕迹。当社会组织从简单到复杂时,口头传承则从繁复走向简单。对人类学家安德鲁·兰(Andrew Lang)和爱德华B·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来说,文化进化学说,不仅解释了口头传承的起源,而且为划分风俗、信仰诸种族的习俗惯制,以及编写人类历史发展史提供了框架。兰在其两卷本的《神话、仪式和宗教》中提出了一种流行全世界的“原始知识”的基础和它在希腊神话和欧洲农民知识中的遗存这样一种思想。在《原始文化》中,泰勒从人类早期到欧洲农民的信仰和习俗惯制,从孩童的歌谣和游戏,去追寻口头传承遗留的踪迹。这个广阔、宽泛的规律曾经是一剂万灵药,为口头传承以及人类学提供了一种基本原则。24

人们大都认可这样的说法:人类的信息技术发端于口头传统,后来发展出书写技术、印刷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每一轮新技术的出现,都会带来信息交流性质和特点的巨大变化。不过,与其他技术的新旧更替往往是以新代旧不同,信息技术的发展往往是层累的,即便新技术已经获得广泛采用,旧技术仍然存在,并在新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比如,人类说话的历史就是如此:书写从来没有取代语言,印刷从来没有取代语言和书写,互联网也同样没有取代语言、书写和印刷。在互联网时代,口头语言不仅没有被抑制,还获得了新的发展。有学者认为,人类发明文字书写之前的时代是“原生的口语文化”时代,而到了互联网的时代,我们进入了“次生的口语文化”时代。信息交流还是遵循着口头传统的基本交流规则,只不过不再是面对面交流,而是在网络平台上交流而已。

我们重视口头传统中的传承者,但是,不能肆意夸大传承人的历史作用。人们常常以为像荷马那样的口头诗人也和我们一样,看重个人的独创性。因此,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荷马那样的诗人是无与伦比的。可是,口头诗人的口头禅是“我和别人唱的一样”。他们并不想独创什么,只想与前人与师傅唱的一样好。“原创的”和“正确的”文本概念并不适合口头诗歌。独创性是作家文学和文学批评的陈词滥调,它变的没有什么意义了。口头传统在表演中获得生命,此时此地的每一次表演都为创新提供了依次机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这种创新都会在传统中得到明确的承认。荷马史诗的统一性和有机整体是演唱传统历史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凌驾于传统之上的创作者影响的结果。把史诗的原创者归功于某一位文化英雄是十分常见的错误。现代人的作者概念是带有个人色彩并强调个性化的词。作者问题由演唱和文本的权威性决定的,由无数次表演之间的稳定性决定的。文本的概念来自于表演中创作这一命题。口头诗学的主要方面是表演。在创作、表演、流布这三位一体的阐释学的模式中,关键要素是表演。没有表演,口头传统便不是口头的,没有表演,传统便不是相同的传统,没有表演,那么有关荷马的观念便失去了完整性,不仅如此,我们关于古代经典的认识便不会完整。17

今天,我们都认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造之一,都认可文字在保存信息和跨越巨大时间和空间传递信息方面的巨大优势,也都认可文字在发展人类心智方面的重大作用,但仍然认为,过分夸大文字的功效会部分地遮蔽人们完整理解文化和文明的眼光。不用举出高深的例子,在不少文化中,说一个人“有文化”往往是指识字能力,不识字的人往往被简单地视为“没文化”的人。这显然是一种偏见。这些所谓“无读写能力”的人,参与了文化的传承吗?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同样是文化的积极传承者。一般而言,每一个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参与了文化的传承,“非识文断字”群体承担着民间文化尤其是口头文化的传承。

12 刘师培(字申叔,1881-1920)《论文杂记》(原分载于1905年《国粹周报》各期, 1928年朴社校印为单本)指出:三代文词,句简而语文,盖竹帛繁重,学术授受,咸凭口耳。今人郭绍虞《照虞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也多谈到中国古代言文不一致对于文学的影响。此外,顾颉刚、朱自清、钟敬文等学者亦就《诗经》的吟颂特点进行了探讨。韦伯(Max Weber,1864-1920)指出中国教育具有文献性,其书写性格发展到极端。他欣赏《孟子》、《论语》的口语形式,《尚书》中诏诰,《左传》、《国语》中的演说词雄浑简洁,很具有感染力。但是,在中国文化里,口语是庶民的事物,这正好与希腊文化相反,希腊人认为谈话就是一切。这就是古希腊论辩术发达的原因。(参见《韦伯作品集》,第186-18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识文断字群体也不是仅凭文字就能应对一切交流的需要。即便在书写文化发达的社会,人们也不是一天到晚都利用书写来交换信息。比如在密集、长时段、制度化传授知识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里,老师们总是用口授的方式把书本的知识传递给学生。学生们并不是仅仅通过阅读教科书就能学到知识,而是需要老师面对学生口授知识,当然也要用到黑板写写画画,近年来还要用到电脑软件辅助教学。一些新型的教学模式已经出现,如网络公开课。笔者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复合型的新教学模式,是把书本学习、面授互动和网络传播技术(有些具有师生互动功能)结合起来的新模式。在这种新模式中,口传面授的方式也仍然在场。

今天的人们正在处于这样的时代,即人类学所记载的一些古老的传统文化,它们在不足百年的现代科技的进步之中迅速消失。另一方面,人们在今天更加强调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对于传统文化和人类自然遗产以及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我们这一代人曾经很自信地谈论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科学与愚昧的冲突。但是,今天看来,事情并非这样简单。文化的选择不像科学活动那样,最终会有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的科技水平提高了,但是,我们为之生存的自然界却逐渐恶化。世界变得空前发达了,可是种族之间的冲突却变的更加复杂。科技文明的进步不会保证我们在人文视野上比古人更加智慧。同样地,人们应该自省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先进吗?城里人和农民,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村夫,今人和古人,哪个“我们”更加先进呢?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语言是人类最重要和最广泛使用的交际工具,过去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不过,人类记录声音的技术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以往由于技术的限制,人们无法有效地将声音记录下来。于是,历史上产生的海量有价值的信息今天已无从知晓。留存至今的口头信息,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借助文字记录得以留存的,如《诗经》,尤其是其中的“十五国风”,又如《圣经》,特别是“旧约全书”;另一种则是保存在口头传统中,口耳相传绵延至今的,如我国少数民族的“三大史诗”,又如印度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传唱千年乃至数千年,成为文明赓续的丰碑。我们今天谈论历史上的口头传统,主要是通过上述两种渠道获得相关材料的。随着技术的进步,当代的口头传统研究则是直接采录自活态的口述活动。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历史学中的口述史分支,大都依靠现场采集的口述资料进行研究。

G. S. Kirk, 1962. The Songs of Homer. Cambridge, England.pp.27-29.

我们前面提到,世界上还有许多种语言尚未发展出文字。在这些无文字的社会中,信息的记忆存储和交流,有时是结绳记事,有时是用响器,有时是用图像。但这些方式都远不能和口头的方式相比,它们大多是辅助性的,而且掌握它们的过程也离不开口头传统。特定人群的精神信仰,关于自然和社会的知识、族群历史的记忆、艺术的创造等,都在他们的口头传统之中。

14 W.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1982.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盛况空前。来自亚洲47个国家和五大洲的各方嘉宾共聚一堂,就亚洲文明的诸多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笔者参加了“亚洲文明互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分论坛,并就“口头传统在文明互鉴中的作用”作了发言。

19事象是指人们利用自然或人文现象,将其变换为对人类具有一定意义的行为。我们可以在文化上对事象加以界定,因为它是由文化所孕育和限定的,它是由一系列紧密关联的要素所组成的行为和经验的流。对于行为及其解释而言,事象构成了一种很有意义的语境。像神话、史诗、传说、故事和谚语,像庙会等岁时节日,像庆典、狩猎、考验、驱鬼仪式活动等,它们具有文化意义和功能。参见《音乐词典词条汇辑·民族音乐学》,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55页。

那么,为什么要提高对口头传统重要性的认识呢?这是因为口头传统是人类“古老常新”的信息技术,是人类“表达文化的根”。

史诗歌手作为人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他们从蒙昧时代起,便对人类心理智慧的长成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确,歌手和他们的技艺是个古老的文化现象。关于这一现象,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式的、传说式的解释;现代民族主义者通常又把民间诗人称为本民族的文化英雄;从科学意义上研究口头传统中的歌手,应当归功于民族志学者。帕里和洛德在20世纪30年代起研究了口头诗人,认为他们是在不借助写的前提下传播和创作诗歌的人。在无文字或文字尚未普及的社会里,语言的记忆技能随着不断的需要和实践而得到高度发展。对于一个无文字社会的熟练歌手来说,消化和吸收数千行诗也不是不可能的。帕里和洛德对歌手的研究是解密性的,他们从口头传统的历史长河的一个断面,揭开了歌手身上的神秘的面纱。他们的全部的学说就是要说明, 歌手的口头技法看似高不可及,可是它的确又是可以习得和传承的。南斯拉夫史诗艺人阿夫多举世闻名,这主要归功于帕里和洛德的研究。洛德对阿夫多的评价是:巴尔干斯拉夫口头叙事传统的最后一位伟大的歌手。洛德对歌手阿夫多的研究,前后经历了25年之久,期间经过了多次的回访、文本采集和文本分析等大量工作。16 洛德用他的经验说话,认为阿夫多是一个运用传统的方式、在传统之内活动的独创性的诗人。阿夫多是我们时代的荷马。这句话揭示了一个比较的现实。作为古典学者,帕里的独特之处,是将口头诗歌的知识,运用到荷马身上。洛德认为口头诗歌同样具有高度发达的技巧。荷马作为口头诗人的证据就反映在古希腊的两部史诗中。

就亚洲范围而言,我们知道有不少亚洲国家和民族的生活仍然贴近传统模式,有不少地区依然有言无文,口头传统在承载其历史文化、传递其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方面,仍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名录中,我们不难发现,亚洲范围就存在着诸多跨境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与口头传统密切相关。

人们常常认为口头文学有即兴说唱的特点,因此这种即兴也就有了随意性的成分。这种看法的错误,主要是它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殊不知在口头文学中,一些家喻户晓的片段,它们经过千百年来不知多少艺人的锻造,这些片段中所蕴涵的传统法则,传统内涵和魅力,在许多方面我们还难以探知。试想,现在还有谁敢说自己能够创作出第二个《伊利亚特》?

在今天的中国,成年人识字率已经大幅度上升到九成以上,这是了不起的成绩。70年前,中国成年人的识字率还只有两成上下。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成年人识字率的情况是怎样的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出版的《世界文化报告》统计,发展中国家的成人识字率总体是70%。以亚洲为中心来观察,阿拉伯国家是57%,南亚和中亚是54%,东亚是83%,东南亚和大洋洲是87%。这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书写文化在不少地方都还没有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今天是如此,历史上尤其是如此。根据该报告,在20世纪初,爱尔兰人口中还有大约三分之一是功能性文盲。今天,欧洲的教育普及程度是全世界最好的。但翻开他们的历史看看就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书写只是一小部分贵族和僧侣的专利,绝大多数的民众是不识字的。

Rosemary Lévy Zumwalt, American Folklore Scholarship: A Dialogue of Dissent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dis,1988.

人类的信息技术一旦从耳治发展到目治,并且两者并行发展后,目治符号的地位就不断提高。加上人们掌握语言的能力是伴随着成长自然完成的,不像文字的学习要经过长期专门的训练,这就造成了语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落差,形成仰视文字能力的社会文化心理。社会各界尤其是知识界,推波助澜地强化了对口传文化的忽视和对书写文化的尊崇。

我们搜集整理民间艺人的作品,将它付之于锌,这多半也是为我们的研究留下资料。我们不要误以为口头诗人也看重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其实,他们对自己的作品是否被记录看得并不重要,更不会奢望自己的作品流传百代。古代采风观俗的历史已经告诉我们,记录口头文学的做法,来自文人、上层、统治者。这一切是为了控制民众的精神文化而已。用文字的形式来记录史诗,这个动机并非来自荷马,而是来自外在的力量。歌手并不需要书面的文本,也不会担心他的歌会失传,听众也不会觉得有这个必要。采录口头歌谣的传说和记载,古今中外不绝于书。古代孔子删定诗经的传说,汉代采诗之说,古希腊某个暴君修订荷马史诗的神话等,不过是说了相同的故事,那就是说,采录歌谣的行为是为了文化的控制,这个行为通常是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上层阶级的。

原标题:朝戈金:口头传统在文明互鉴中的作用

6穆尔科(Matija Murko)是土生土长的斯洛文尼亚人,布拉格大学教授,民族志学家。他在1909年、1912年、1913年、1915年以及一战之后的1924年,几乎每一年夏天都要到南斯拉夫做田野调查,这些报告收入他死后1951年出版的著作中(Tragom Srpskohrvastske narodne epike)。穆尔科1929年发表的一篇法文民族志报告《歌手与他们的史诗歌》由弗里(J.M.Foley)翻译成英文于1990年出版。 (“The Singer and Their Songs,”in Oral-Formulaic Theory: A Folklore Casebook, ed. By John Miles Foley, Garland Publishing, INC., New York &London, 1990.pp.4-3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文件中曾用过一个说法:非洲部落一位老人去世,等于带走一座图书馆。今天,历史学家们借助对非洲口头传统的深入研究,发展出了口头历史的系统研究方法。神话、传说、口头谱牒等大量的口头文类,被纳入历史学的理解框架内,以重新建构那些无文字社会的历史。13世纪上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也是用文字记录口述史的早期典范和样板。对成吉思汗家族祖上功业的追溯,对成吉思汗本人艰苦卓绝奋斗历程的褒扬,都是在口耳之间代代传颂的,直到各氏族部落的耆老们在旷日持久的集会期间断断续续讲述后,经由文书记录下来,才让我们今天有机会看到口头历史叙事的大概样貌。

十,口头文学可以直接地进化为书面文学。

在大力倡导“文明交流互鉴”的今天,不仅要注重书面文化,还应注重民间口头文化,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民心相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W.J. Ong, Orality and Literacy, London, 1982.

总之,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总体而言,是语言信息总量大大超过了书写,书写大大超过了印刷,而互联网时代的信息尚难于估量。口头传统的存续极大地依赖于各民族语言的活力。自2000年以来,世界各国每年都庆祝国际母语日,以促进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联合国认为,语言是保存和发展人类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最有力的工具。但每两个星期就有一门语言消失,并带走与之关联的文化和知识遗产。各种促进母语传播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语言的多样化和多语种教育,而且能够提高对全世界各语言和文化传统的认识,以此在理解、容忍和对话的基础上,促成世界人民的团结。

三,在口头传承过程里,大家传的是一个东西,那是一成不变的,是固定的文本。

用数字来说,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今天地球上通行的现代语言约有7000种,文字的数量则少得多。中国的情况也与此相似,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发布于2009年的调研统计结果表明,目前中国56个民族正在使用的语言,包括濒危语言和新发现的语言,共有134种。国家民委网站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53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使用人口有6000多万人;22个民族使用着28种文字,使用人口约3000多万人。

我们的文学史常常是要从远古的口头文学写起的。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也不会忽略从口头文学到作家书面文学的发展。人们不假思索地以为口头文学可以进化为书面文学。进化论不是万能的定律。世界各个民族国家的文学历史,并非能够证明这个事实。相反,许多民族的书面文学,或者现代意义上新文学,却是从国外借鉴来的,并非直接来自本土的口头传统。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在历史上可以并行发展,互相作用,但是,口头文学却不能廉价地成为作家文学的营养。这两个文学有性质上的不同。在一个社会中,书写的存在会对口头传统起到某种作用,但这并非必然的现象。在西欧的绝大多数国家,书面文学的发展,是那些受过书面文学传统教育的人从外部世界输入本土的,首先在寺院、教士中得到培育,在富人和官僚阶层中流行;而口头传统则存活在缺少教育的文盲阶层之中。从罗马时代,欧洲诸多民族曾经借鉴一种书面文学传统,变成他们自己的遗产,这取代了他们自己的口头传统,而不是从这种传统中产生的。从《罗兰之歌》到《亨利亚特》,从《贝奥武甫》到《失乐园》,其中并无一条文学发展上的直线联系。西方文学的史诗传统从荷马开始,到阿波罗尼乌斯和维吉尔,而维吉尔并不以拉丁诗体来写作,也不以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后来者来写作。弥尔顿也不是用德国的头韵诗写作,也不是用任何后来的形式来写作。因为不存在这种本土的口头传统的直接后代。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口头传统并没有演变成史诗的书面传统,而是越来越移到背后,移到边远地区,直至消失。23

语言的数量极为庞大,其中只有一小部分语言发展出了文字。语言的符号系统是诉诸听觉的,文字的符号系统是诉诸视觉的,视觉符号只是覆盖了听觉符号系统的一小部分。印刷技术是基于视觉符号的,故而它所记载和传递的信息只占文字信息的一小部分。

既然口传史诗是一些说唱艺人演述的,我们就要在口头表演中去研究史诗的奥秘,单纯地从文本阅读来研究史诗势必会抹杀艺人的天才。另一方面,既然承认口头演述也是人类长期养成的一种能力,就不要认为这种能力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和场合都可以轻易获得的。下面的现象就说明,我们对口头传统的认识还是有很多盲点。

3参见Gregory Nagy:Homeric Questions,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Austin,1996。该书的核心部分是作者1991年在美国语言学协会上的讲演,后来形成一篇论文《荷马问题》,发表于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122:17-60),其他两篇论文《荷马史诗中的神话范例》,刊载于Innovations of Antiquity(1992),《荷马史诗的演进模式:比较的视角》,刊载于The Ages of Homer: A Tribute to Emily Townsend Vermeule(1994)。该论著选择了语言和文本作为实证性研究的现实,选择表演、表演的场合作为论述的问题,并汲取了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成果作为突破口。纳吉认为,荷马问题的主要方面是表演,这不仅仅是由语言学和人类学来表述的,表演问题来自于帕里和洛德,他们是古典学领域的学者,他们的研究给“荷马问题”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作者提出了口头诗歌创作、表演和流布这三位一体的概念,强调其中关键的要素是表演。作者提出关于荷马史诗发展的假定模式:一部活态的史诗传统,以其长期发展显示出史诗的完整性,它们来自于史诗创作、表演、流布的相互作用,这一切都是演进的过程。

“即兴创作”这一术语对口头诗歌的描绘很容易产生误解。古典学家纳吉(Gregory Nagy)指出,下例三种关于“即兴创作的口头诗人”的假设其实是荒唐的:“口头诗人的创作并无什么计划。”“口头诗歌是以‘松散’和结构上的不完整为特点的。”“口头诗人在开始时并不能看到整个史诗的情节顺序。”纳吉认为,拒绝承认活形态口头传统中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法则的作用,是缺乏对口头传统本身的理解和欣赏的标志。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假设,即诗人一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口头诗歌的束缚。这种假定需要提升和重新塑造某一个人,使之成为天才的或至少是非凡的作者,并且可以把观察到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法则赋予这位非凡的作者。 统一性和一致性可能是传统的作用,而不是传统的原因。7

威尼斯官方网站,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有重视上层文化、重视汉族文化的倾向,民间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历史上重视不够,或者说根本上没有被重视,我这里主要是就少数民族文化来说的。今天,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对于民族的或民间的文化来讲又是灾难。今天在谈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这个题目的含义已经有了很多的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位和它的作用变得非常重要。传统的哲学强调整体高于个体、理性优于感性;文明观念中有发达与落后之分野;文化上似乎还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但是,从学术的和人类实践来看,晚近人们所关注的,似乎更加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强调地方文化和民族文化,总之是强调个性的呼声高涨。这说明,这些代表个性的文化或文明遭到前所未有挑战。但是,保护并非目的。民间文化的保护,在今天它的特别意义在于,只有在现代人们才有可能摆脱固有的偏见,不管这种偏见是来自种族的、地域的、语言的、信仰和宗教的、国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或阶层的等等,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些偏见都必须彻底检讨,不然,一种带着有色眼镜的价值判断会阻碍这种文化保护的实践。

八,口头诗人很看重文字记录下来的文本。

当代社会日益祛魅化,这使得今天的人们无所畏惧,惟我独尊,自私自利,变得非常丑陋,丑陋得有些近似妖魔。人类不惧怕鬼怪,因为人类的某些邪恶的动机和行为与魔鬼无异。科技的昌明,使我们增添了许多文化上的优越感。比如,我们把老百姓的口承故事叫“说瞎话”,把农民朋友的信仰观念叫“封建迷信”,把一些较为古老的宗教传统叫“原始思维”、野蛮人的观念。把这些东西妖魔化后,我们自己就高明得多了。我们的世界观是唯物的、惟利是图的、工具理性的、实用的。人们对于超越我们经验范围的东西并不感兴趣,对于“他者的”文化也没有要求了解的愿望。我看到陕西的农民把自己每年敬奉神明的仪式过程和意义,总结为一句话——“人活着就是个文化”。在今天,到底谁更加有文化呢?是那些目不识丁但懂得敬奉神明的老百姓有文化,还是那些对此一无所知的识文断字的“文化人”有文化呢?是敬奉神明的人们文明呢,还是毁庙拆像的人更加文明呢?谁在文化上更先进呢?今天,人们大谈保护民族和民间文化,但是,大家想一想就知道,古往今来,老百姓在哪朝哪代破坏过自己的文化了呢?最近百年的历史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保护传统文化需要信奉这种文化的人来保护,至少要给他们以文化上的民主和权利。破坏传统文化的人,常常是那些自认为有文化的官僚、知识人、上层阶级、统治者和外来的侵略者。

二,口头文学是即兴的、是随意的创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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