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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官方网站文明必然是冲突的,的两个含义

作者: 威尼斯官方网站  发布:2019-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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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 (进入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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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就其本质而言必然是冲突的,抑或相互融合的?这是全球化时代的一个现实问题,在文明研究者中是一个被普遍关注的话题。可是讲文明的冲突和/或融合,首先应注意“文明”一词具有两个基本含义: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与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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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生命形态的文明与共同体的文明》

  

  

作者 |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 阮炜

  一 引言

  一 作为文化形态与作为共同体的文明:定义

图片 |网络

  

  

“文明”的两个基本含义

  对于当代知识分子来说,文明的多元性是一个很难逃避的论题。像列奥·施特劳斯及其新保守派弟子那样,假装这个论题不重要把它打发掉,甚至指责多元文化主义应该为“美国精神”的堕落负责,不仅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显示了一种智识上的邋遢。近年来,某些迷失了方向的中国知识人赶时髦,甘当施特劳斯及其右派弟子如艾兰·布鲁姆之流的粉丝,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起哄,咒骂文化多元主义。这就不仅是邋遢,更是犯傻了。

  文明的冲突和融合时下已经成为一个极受关注的话题。可是讲文明的冲突和融合,首先应当注意“文明”一词有两个基本含义: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和作为文化共同体的文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文明”一词的两种用法不加区分,或者说,这两种含义既有区别,又不可分割地纠缠在一起。如果有人讲“文明的冲突”,他不仅指的是不同价值观或生命样式的冲突,而且更可能指的是禀有这些价值观或生命样式的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冲突。例如,当亨廷顿大讲“文明的冲突”甚或“文明战争”时,他显然不是讲的某些特定生命形态之间的冲突或战争。亨廷顿对这些生命形态所特有的一些风俗习惯的冲突并非十分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禀有这些生命形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和地缘-利益共同体之间正在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他预言未来将发生“文明大战”时,他所指的更不可能是别的什么,而只可能是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人类集团间的全球性战争。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文明”一词的两种用法不加区分。问题是,这个词不仅的确具有这两个层面的含义,而且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相互纠缠。如有人讲“文明的冲突”,他很可能不仅是指不同价值观或文化样式的冲突,而且更可能是指秉有这些价值观或文化样式的不同人类群体甚或集团之间的冲突。例如,当已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大讲“文明的冲突”甚或“文明间战争”时,他显然不是指某些特定生命形态或文化样式之间的冲突或战争。很明显,他对伊斯兰世界、中国与西方的特定文化样式之间已经发生或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冲突并不感兴趣。他所感兴趣的,是秉有这些生命形态的历史文化共同体之间正在发生或将可能发生的冲突。当他预言未来世界将发生“文明大战”时,他明明白白指的是作为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国家群之间的全球性战争。

  为什么这么说?

  因而,“文明”既指某种特定的文化形态或生命样式,也指认同于该文化形态或生命样式的人类集团或地缘-历史共同体。然而文明的这两种含义并非一目了然,而是十分复杂的;也并不是非此即彼,非是即非,并不是黑白了然,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命形态或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文明”虽意味着基本价值观、文化要素、历史记忆和生活空间的共享,但这种形态上的一致性并非必然意味着政治认同上的一致性。例如从历史上到现时大部分时间,穆斯林和西方人虽然各自享有其共同的宗教-文化形态,但在政治上却是四分五裂的,或者说作为整体的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只是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而非具有统一意志并能表达这种意志的政治行为体(当然,欧盟提供了一个反证;但目前欧洲各国主权意识太强,行为体意义上的政治联合决不会一蹴而就,伊斯兰国家政治统一的前景就更暗淡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梳理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文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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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内部存在着多种文化,西方文明外部存在着多个文明,是无论什么人也否认不了;从历史上乃至现时的情形来看,也不大可能因一些右派分子想当然地要把某种纯粹的一元主义价值体系(姑且不论这种纯粹一元主义的价值体系究竟存在还是不存在---即便是在西方世界的心脏美国)强加在不同的文化或文明头上,这些文化或文明便会俯首就范,乖乖地消失。更是因为非西方文明经过了几百年的衰落之后,现在又重新崛起了,甚至正迅猛地重新崛起,正强劲地挑战着西方的霸权,正深刻地重构着世界的力量对比格局。

  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是一种思维和信仰形式、一种存在模式、一种生活样式。通常它包容函摄了多种文化要素、多个民族、多种语言。共同的地域范围和相似的自然条件也是它的重要内涵。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是一个长时段的动态结构,[1]一个绵亘上千年乃至数千年的时空连续体。这种意义上的文明是人类发展到城市(而非村镇甚或城镇)阶段的产物,一般说来拥有发达的价值体系、发达的象征体系、发达的书写体系和相对稳定的空间范围;还拥有复杂的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军事组织、法律制度、文学、艺术、科学,以及与这一切各各对应的物质表现形式。形态意义上的文明不仅建基在相同的价值观、心理习惯和行为模式上,也建基在一种为该文明中全体人民所共享的、能够一定程度唤起他们的激情或情感共鸣的象征体系、历史记忆、空间特征(如山川河流)上。这种意义上的文明能在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上为不同人类个体和群体提供文化凝聚力。

因此,所谓“文明”既指某特定的生命形态或文化样式,也指认同于特定生命形态或文化样式的历史文化共同体。在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的意义上,这个意义上的“文明”也可称之为“社会”,如“埃及社会”“希腊罗马社会”“叙利亚社会”等。问题是,这两个含义并非总是一目了然,二者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并不是非此即彼、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形态意义上的“文明”虽然意味着一个文化共同体的大量人口对一套基本价值观、文化要素、历史记忆和生存空间的共享,但是这种文化样式上的一致性并非必然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内部不同集团在经济利益和政治认同上的一致性。在历史上至现时代大多数时期,中东诸多穆斯林国家和西方各国虽然各自享有一种可谓共同的宗教-生命形态,即基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二者背后是叙利亚宗教和希腊罗马文化-宗教)的生命形态,但在政治认同上却是四分五裂的。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同样如此。尽管欧盟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反证,但目前大大小小的欧洲民族国家主权意识仍然太强,因而行为体意义上的超国家组织即“欧洲联邦”决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可能开倒车。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退出欧盟,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要在生命形态即宗教-文化样式之外梳理出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文明的根本原因。

  尽管如此,各别文明在禀有各自独特品质或差异性的同时,也置身于一种历史的统一性之中。这里“文明的多元性”指的是什么不言而喻,但“历史的统一性”的内涵却并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如果接受差异性和统一性都具有相对性这一事实,那么也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即东亚、欧洲和南亚在文化形态方面虽有着无可置疑的差异性,但它们之间也存在着社会经济发展着意义上的统一性。从根本上讲,中国人为之着迷了好几十年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便产生于这一认知,即不同文明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具有某种相对的同步性或一致性;这种相对的同步性和一致性产又生于一种根本性的地缘格局:亚欧大陆是一个连续的、完整的地缘板块。从根本上讲,不同文明的发展程度上的相对同步性,以及在某种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其生命形态的相对一致性,都源于这种地缘连续性和整体性。

  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或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与共同体相分离,而且能够播衍,甚至能够整体性移植。如果一个共同体所享有的文化要素不能播衍到另一个共同体并为其所用,便谈不上人类文明的总体演进,甚至根本不可能有文明。一个文明的形态要素或“文化”决非是现代知识产权,被“原创”了这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所独享、所垄断。文化要素只要有内在价值,在适当的条件下总会被原本并不享有这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所无偿地利用,尽管这种利用一般说来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有很强的选择性。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总是会扩散开来的,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通则。当然,知识蕴含权力。文化要素的传播往往伴随着传播它们的种族载体对接受它们的人们的征服、压迫、剥削和奴役,如“希腊化”时代希腊文明播散时希腊人与在西亚和北非地区人民的关系所示。可是文化并非总是掌握在强者手中。征服者之在文化上被征服,是一而再、再而三发生的文明史现象。如所周知,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总是以弱者的身份一次又一次同化入侵的军事强者和政治压迫者。西亚和北非在“希腊化”以后,那里的叙利亚形态的文明以基督教的形式全盘移植到地中海核心地带,使那里强势的希腊罗马文明发生质变,也可以视为一个柔弱胜刚强的例子。

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是一件“百衲衣”

  作为一个地缘整体,亚欧大陆不同地区在物种的形态及进化程度上都表现出了显而易见的一致性。相比之下,隔着涛涛大洋的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原生物种与亚欧大陆的原生物种在形态和进化程度上都有很大程度的差异,与欧亚大陆联系不甚紧密的非洲的原生动植物种属与亚欧大陆的原生物种在形态和进化程度上也有相当程度的差别。东亚、南亚和欧洲文明在其萌生时期所驯化的动物如马、牛、羊、兔、狗、猫、骆驼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各个地区,而在16世纪伴随欧洲殖民扩张而发生的“物种大交流”之前,这些动物并不见于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对于维系一个文明至关重要的谷物如小麦、水稻、大麦、黑麦、燕麦等也在亚欧大陆各不同地区被广泛种植,甚至亚欧大陆各区域人类易患的传染性疾病也相同或者相似,而这些传染病却并非见于“物种大交流”之前的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南太平洋岛屿。欧洲人入侵美洲并且灭绝当地的文明,所依赖的最具杀伤力的武器不是钢铁利剑、热兵器和效率更高的军队,而是新大陆印地安人对之毫无抵抗力的天花、麻疹、霍乱、鼠疫一类亚欧大陆习以为常的传染病。

  形态意义上的文明既然是由多种构成要素构成的,那么,当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发生互动时,该文明在葆有其原有品质的前提下,其构成要素与另一个文明的构成要素之间一定会发生相互渗透、相互融摄乃至相互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要素被淡化,另一些要素被强化,还有一些要素则可能被完全抛弃;与此同时,一些新的要素被吸收进来,并嫁接到旧有要素上,从而产生一种迥异于原有品质的新的文化形态。这里,最现成的例子是印度文明以佛教为载体进入中国后,大大改变了中国文明的总体品质,使之变得更老到更精致;佛教本身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要素的长期互动,最终形成了一种新形态的宗教----即中国化的禅宗佛教,而禅宗佛教又逐渐辗转传衍到东亚其他地区,后来更远播到北美、西欧和大洋洲。西亚地中海地区也许能提供一个更好的例子。当叙利亚文明(即一般所说的犹太宗教-文化)自西亚进入地中海地区后,与那里原有的希腊罗马文明发生了全面、深刻的磨合,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混血文明----基督教文明。这已不是一个文明的某些构成要素发生了改变,或其局部属性发生了较大变化,而是该文明在整体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或品质性的变化,一种不可逆转的质变。这意味着,通常所谓的“文明”既非纯净的茅台酒,也非纯净的白兰地,而更像是一种鸡尾酒。职是之故,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问题,根本不存在“纯净”的文明这种东西,正如根本不存在“纯净”的种族一样。

作为生命形态的文明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共同体的文明相分离,而且能够播散,甚至能够整体性移植。如果一个共同体享有的文化要素不能传播到人类居住的其他区域并为当地的人们所采纳和利用,便谈不上人类历史的总体演进,甚至根本不可能有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文明。一个文明的形态要素或者说“文化”决不是什么知识产权,只能由“原创”了这种文化的人类群体所独享、所垄断。特定文化要素只要有其内在价值,在适当条件下总会被原本并非具有这种文化要素的人类群体所吸纳利用,尽管这种利用一般说来并非照单全收,而是具有很强的选择性。有价值的文化要素总是会扩散开来的,这是人类演进史上的一个通则甚至铁律。

  近代以来迄于今日,一个越来越为各文明所普遍接受的观念是,各别文明的多样性中的统一性不仅含摄了它们所固有的合理要素,也包括它们在现代转型中汲取现代资本主义要素之后对人类发展所作的新的贡献。就欧洲文明而言,其近代以来的思想历程大体上可以这样描述:从一种普遍主义的绝对真理观逐渐演变为一种多元主义的真理观,并开始摈弃那种唯我独占真理的错误认识。这种转变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随着西方文明丧失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将变得更具深度。在这种情境中,广泛的文明间对话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应该的;在全球化情势下的文明对话中,多元主义的真理观也必然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分的是,作为文化形态的文明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和生成性。这种意义上的文明会兴衰涨落,甚至消融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如果它仍然具有活力,便应当是发展而非停滞的、多样而非单质的、开放而非封闭的、包容而非排他的。文化形态意义上的文明在其自主性的发展中,在与其他文明的互动过程中,总会努力守持其种种本原性的品质或历史文化规定性,同时又不断创造性地重构自我。就是说,一个健康精进、自强不息的文明一定是一个既能葆守其文化根性,又总是能敞开自己,吐故纳新,“与时俱进”的文明,一个在不断扬弃原有质素的过程中“日日新”、“又日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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