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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正教学中心地位,取消行政级别该如何做

作者: 威尼斯官方网站  发布:2019-05-19

王海光 (进入专栏)  

时评:摆正教学中心地位 高校必须彻底去行政化

高校改革:取消行政级别该如何做“加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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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是高校的正业和本业,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常识。但它又那么沉重,因为现实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教学压根儿就没在高校占据中心位置,而且越是重点大学,教学就越靠边儿站。本文作者从高校“重科研轻教学、重创收轻教学、重外延建设轻内涵发展”等问题中抽离出来,从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这一视角进行考察和探究,所获得的更为本质和深刻的认知,可能更有利于找到问题的根源与解决的办法。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据《长江日报》等媒体近日披露,在今年教育部刚刚评选出的百名高等院校教学名师中,担任各种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九成,其中有校级行政职务的占到了两成,没有任何官帽的纯粹教师只占有一成。对这个评选结果,无论业内还是业外,无不瞠目咂舌,议论纷纭,多有教育行政化和官本位的讥评。

大学的骨子里为何缺少“为求知而求知”

取消官本位不是简单取消行政级别,外部松绑了,内部制度怎样健全,能否形成自我约束的机制,权力如何使用、分配,如何更好地为师生服务,这些问题必须考虑,否则更多的权力意味着更多混乱。

  “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奖项是教育部在2003年开始设置的。主要奖励对象是在高等院校长期从事基础课程教学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目的是鼓励在教学第一线教书育人的优秀教师。当年有100位长期在普通高校从事本科教学,而且主要是基础课教学的教师获此殊荣。从2007年开始,该奖由三年一评改为每年一评,今年是第五届。迄今已评选出500位高校教学“名师”。就今年的评选情况而言,“官”与“师”的比例如此悬殊,是否已经有违于设置该奖的初衷呢?如果有那位有心人能够把历届评选的“名师”,都进行一番“官”“学”背景的调查,考察一下历届获奖“名师”中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的纯职业教师所占比例的变化,应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从高校教育行政化的基本发展态势来看,基本可以断言,这无疑会是一个纯职业教师比例逐步递减的曲线。

实事求是地讲,教学与科研的矛盾、教学与服务的矛盾,这种现象是共性问题,不独我国有,外国也有;不是今天才出现,历史上就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只要翻开160年前出版的英国著名学者纽曼所写的《大学的理想》一书,就会知道这一问题在当时是多么引人关注。

去行政化,一直是高教改革中难啃的硬骨头,也是众望所归的一项举措。

  笔者并无意对本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获奖者的教学效果和学术水平说长道短,宁可相信大多数还是深受学生爱戴的“名师”。在今年的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的获奖者中,就有笔者的同学和熟悉的人。有的也有行政职务,但确是学养深厚、严肃正直的学者。虽然也有网友爆料,有个别候选人几乎十年没有开过一门本科生课者。但正如大家所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多少滥竽充数者,而是说明了一个高校教育的导向问题。

学术与行政的关系,说大则大,说小也小。说它大,涉及高等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高校与政府的关系;说它小,涉及高等学校内部学术与行政关系、学校管理者与教师学者关系。不管怎样,在我国,学术与行政关系尤为特别,异常特殊,二者始终缠绕在一起,缠来绕去,到最后总是学术被排挤、被边缘、被淹没,强大的行政力量渗透并支配着高等教育所有领域,大学的一切都被行政化了。这就意味着,在我国高校中,不是教学,不是科研,而是行政管理才真正居于中心位置,大学行政化是教学地位失落的真正原因。

日前,山东省《关于推进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出台了一项改革。今年该省将选择5所左右省属高校试点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实行职员制,进一步理顺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提高二级学院管理的专业化水平。

  中国社会历来重视教育,有着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发达、知识爆炸的社会,大学教育的独立性更是不言自明的常识。过去说“学而优则仕”,原本是前现代化国家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景象,读书人的前程唯有入仕做官一途。在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的现代国家,社会分工发达,“学而优则仕”早已为“学而优者师”、“学而优者商”所取代。所以,应该是社会越发展,教师地位越重要才是正理。本次的评选“名师”活动,纯粹教师仅仅占到一成,这不能不说是教育机构行政化的利益指向,已与我们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职业分途发生了南辕北辙的背离。

我国有大学行政化的传统,学术与行政从来没有分离过。在古代,学在官府、学术官守,以吏为师。大学一直处于行政管制之下,从来没有像西方那样成为独立的领地。儒家崇尚学而优则仕,学习和接受教育,第一目的和最高目标是读书做官,骨子里缺少为求知而求知的种子。所谓受尽十年寒窗苦,求取功名天下知;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求知做学问,从来不是读书人的主流价值观。古人也有学问做得很好的,但这些大学问家,往往是在仕途不顺时才改做学问并借以言志的。《左传》讲:“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可见,立言做学问实在是他们为官不成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唐诗宋词乃中国文学之顶峰,其间不知涌现出多少文人才俊,李杜诗篇万古传。但要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范仲淹、苏轼……他们都是为官遭贬才成就了文坛至尊地位。

投石问路,又将激起哪些涟漪呢?

  从现代社会职业分途的道理讲,官员与教授的职业换位是经常的事情。固然有专心学术无意仕途的学者,也有大学教授出任政府内阁公职的,亦有卸任公职后重返大学讲堂的。但这些俱是在官言官,在学言学,各念各的经,鲜有亦官亦学的,更无以官取学的。官员既是行政权威、又是知识权威,横跨两头,里外通吃。这种两栖动物的情况,只有在官本位的体制下才会发生,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的一种特殊现象。而官本位现象发生在学校中,更是有着教育行政化体制的特殊性。

诗在诗外。古人读书从来不为做学问而做学问,从政才是根本目的。在他们心目中,只有从政,才能达成个人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只有为官,才显示出自身的地位和价值。如此,那读书和做学问,只不过是从政的敲门砖和为官的跳板。所以,中国没有发展起纯粹的知识,这一点恰好与古希腊古罗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而首先在西方国家出现”,我想答案也许就在这里吧。

这一次,山东成了去行政化改革的“领头羊”。

  高校中的行政职务,如果从职业功能上认真计较起来,大致都应属于职员系列,是为教授和教学服务的工作,并非国家公职意义上的“官”。但高校的官本位风气并不亚于社会,学术殿堂也充满了官府的等级气息,连专为一线教师设的奖项,都成为各种行政职务的禁脔。这不是一个观念问题,实是利益使然。只搞业务,不搞关系,没有行政上一官半职,是很难争取到资源的。“无官一身轻”在今天的解读,绝不是清高的自诩,而是无足轻重的贬词。笔者曾有一旧相识,已是教授博导,还是一心要谋求单位的行政职务。问及原因,此君的回答倒也坦率,“当官不受欺负”。正由于学校仍是行政主导,行政领导掌握着教育资源、学术资源的分配权力,也就怨不得人们趋之若鹜地要跻身行政了。

“官本位文化”阻碍学术创新和教育进步

有意思的是,一向尊重传统文化中“以官为尊”的山东,历来是行政化泛滥的重地,“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是其缩影。由它来做去行政化改革的“领头羊”,颇有几分大胆、超前的意味。

  本届高校“名师”奖,“官”“学”比例如此悬殊,折射出的是在教育行政化日趋严重情形下的教师地位的尴尬。其中无非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政领导侵占了本属是一线教师的资源;二是教学一线优秀教师大量转入了行政系列。第一种情况,不能说没有的可能,但有,也只是个别少数。更多的应还是“名师”戴官帽的情况。在教学和学术上已有了一定基础,又去担任了一定的行政职务,这种情况应是多数。在当前的情况下,让教研人员担任某些行政职务,往往被认为是对教学和学术的一种认可和奖励。而只要担任了某些行政职务,就能够争取到更多利益资源,其实际好处要大大多于纯粹搞业务的人。这是当前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事实。

大教育家蔡元培的贡献,主要不在于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多么先进,因为他的教育思想理念其实在德国那里、在欧洲那里几乎就是一种常识。因此,他的贡献其实就在于运用那些先进的大学理念对北京大学进行了深刻的改造。众所周知,20世纪初的北京大学就是个名利场,充满着浓厚的读书做官氛围。那时的教师都称呼学生为“老爷”,而蔡元培硬是立志要把大学变成做学问的一方净土。他讲到,读书不是为做官而来,而是为研究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才的学问家。他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造,不仅成就了他个人伟业,也使中国大学教育开始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而事实上,类似的改革早在2012年就有山东院校尝试过。

  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著名专家学者再三呼吁,要求取消他们的行政和社会兼职,让他们能够专注于自己的专业研究。现在,这种迂阔的声音早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人们对有行政和社会兼职不仅不再厌烦,而且还津津有味、乐此不疲。这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知识的世俗化结果?还是教育的官本位化使然?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但这种转型实在太艰难,官本位文化始终高悬于学术之上。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办学和管理高等教育,高校不过是政府的附庸物,其招生、经费、人员编制、领导任命、教授任职、教学计划、教材选用、教学内容等等,无一不是政府安排好的,大学的任务只是执行政府的计划。改革开放后,开始改变政府办教育的管理体制,后来更进一步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是自由、民主、法治和秩序,就高等教育而言,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强权力的合理配置与制约。

2012年7月,临沂大学印发《临沂大学导向教学、导向高层次人才基本政策》的通知,鼓励非教学岗位人员到教学岗位工作。最终有八名处长级别的官员主动辞去行政职务,回到教学科研一线。一年多后,又有两人辞去了处级行政级别。这一事件备受高教界关注,也被认为是去行政化的典型事件。

  从专业研究的角度说,“术业有专攻”,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行政兼职过多,必然会影响专业研究的精进。即使原来在学业上已有小成者,进入行政系统之后,也很难再专注于学业的研究,角色一旦转换,守成已属不易,更不说不上再有多少创新发展。但从个人生存的角度说,高校行政系统不但掌握利益分配,而且掌握学业标准,进入行政系统自然比单打一地搞业务要好得多。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更为重要的是,在行政化的教育体制下,袭用的是违背知识规律的数量指标化管理,结果只能带来知识的平质化。而在这种平质化的知识评价体系下,行政领导利用手中资源组织些写手照样也可以硕果累累,优质教育和平质教育很难区别高下,行政职务、人情关系,也就自然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因此,“名师”戴官帽,也就成为一个必然发生的现象了。

然而,改革的推进并不理想,行政权力至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变相泛化和加深,以至于与现代高等教育制度渐行渐远。正如有人所形容的,我国的高等教育,在形态上是现代的,在生态上却是传统的;面子是时髦的,里子却是落后的,充斥的是典型的官场逻辑和规则,大学不仅成了政府的下属部门,而且大学内部也等级森严:不同的高校存在着实际的行政级别,从副部长级到正厅级一直到副厅级;从高校党委书记、校长到分管书记校长再到处长院长系主任一直到行政秘书,一线教师处于行政等级最末端;推而广之,高校课题研究有等级、学术出版物有等级、奖励有等级、项目有级别、人才队伍有等级……一切都被等级化,学术活动行政化。大学教师和学者的活动及其成果,不是来自专家同行的判断与肯定,而是依赖行政等级的认可。行政等级制虽然也有很强的激励作用,但它毕竟是外在的力量,遵循非学术的逻辑,在根本上阻碍着学术的创新和教育的进步。

而在此次出台的《意见》中,山东省明显低调了很多。尽管提出参照同类别同等级人员任职年限和条件,建立有利于相关人员职业发展的职级晋升、交流任职、薪酬分配等制度体系;制定了时间表——8月底前研究制定省属高校取消二级学院行政级别改革试点方案,12月底前选择5所左右省属高校开展试点工作。但是,《意见》并没有明确公布试点的院校和二级学院。

  现代化驱动的双轮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这意味着现代社会分工的发展,必然是专业化取代官本位,职业化取代行政化的过程。大学教育是最能体现社会专业化水平和职业化程度的地方,什么时候能够有大量不戴官帽的“名师”出现,这也就是我们大学教育有所成功的希望了。

去除行政化摆正“教学中心地位”

记者通过知情人士了解到山东省一所地方院校近年也在推进“院长去行政级别制”,并尝试联系该高校,但被该校以配套措施未建立婉拒。

  

因为官本位文化始终高悬于学术之上,在中国,那些被置于行政等级末端的最广大的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很少体验到学术的自豪感和成就感,而那些居于行政等级上端的少数官员,却掌握和支配着大量的资源,导致所有大学人拼命争抢行政职位,攀爬行政阶梯。这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学有所成的教授或博士生导师却宁愿竞聘学校一个办公室副主任或职能部门一个副处长职位的原因。在外人看来,尤其在外国人看来,很是不可思议,但对于高校内部人来讲,教授或博导不过是个学术称号,他们也不过是普通的老师,教授和博导的头衔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切实可支配的资源,但如果他们同时掌握一定的行政权力,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而回顾临沂大学事件,从前期的高调到后期的低调,虽说鼓励了教师们从官本位回到学本位,但处长辞官当教授的利弊被争论至今,教授津贴待遇的倾斜力度并没有宣传中之大等问题,也成为了改革留下的瑕疵。

  2009-9-19

从事学术是一项艰苦孤独寂寞的工作,压力很大,并且存在着相当大的风险性或不确定性,教学和研究无法保证人人都能成名成家,成功者毕竟少数,默默无闻者绝大多数。因此,在国人入世精神和当下意识很强的心理作用下,大学知识分子都在权衡着学术与行政的得失,从而会把选择的天平倾向于从政一端,以换取即时的利益和实惠,况且在我国从政从来不会误学问,甚至反过来更能增进“学问”。而政府或高校似乎也愿意顺应人们这种普遍的从政心态,有意识地加以利用。比如,引进、延聘或者挽留他们认为的某些重要人才,多半会许以一定的官位,同样,某人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也要给予一定的行政职务,如此方能显示对个人的重视。当然,也因此达到对学术、学者管理的目的。官本位背景下,行政及其管理成了大学真正的中心,人们都向往着这个中心,追求着这个中心,围绕着这个中心,利用着这个中心。无法带来资源、地位、尊严的教学活动沦为学校工作的边缘,一点儿都不显得奇怪。

那么,从院领导到学院行政级别的取消,升级版的改革又会产生哪些新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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