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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检视与进路转换,浮生取义

作者: 威尼斯官方网站  发布:2019-05-19

进入专题: 自杀研究   困境表述   理论检视   进路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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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前言  】                                                      最近几年,自己愈发地懒散了,浑浑噩噩地过着,不觉已是人近30。年龄是越来越大,可积淀却没有增长多少。积淀的似乎除了一些市侩的处世之道,再无其他。该是读读书,静静心,好好琢磨一下“生活”的时候了……想起前些日子曾买了一本向明老师在群里推荐的一本书——《浮生取义》,便随手拿来翻阅一番。过去读书,还有心思做读书笔记,而今读书,也就只有心劲儿拿着手机随手一记了……(2016.10.15)*

刘燕舞  

农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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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飞和自杀研究及其局限性

加缪曾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

在我的家乡,提及自杀或者其他死亡方式是不吉祥的,对“死”的讨论讳莫如深,我幼年问过几次关于死亡的话题,对被长辈们怼了回去。儒家文化里强调“未知生,焉知死”,这是一种很入世的哲学,西方文化中有超验世界,对死亡话题有更深入的探讨。而对于自杀的研究,西方学界早在100多年前就有涂尔干的《自杀论》,并由此开创了社会学实证主义道路。

在我印象中,中国学界对自杀的研究不多,古代历史中倒是提及不少自杀现象,但没有深入研究过机理;医学界对自杀的研究聚焦于个人,大多从精神病理学来进行分析,认为个体存在精神疾病才可能导致自杀现象,显而易见的是,医学界的研究太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而对宏观层面的结构性问题分析是阙如的,解释力有限。

那么,我们提到自杀的宏观研究,就不得不回到社会学研究领域中来,国内的社会学自杀研究有三种类型值得一提:第一种是吴飞的基于人类文化学的自杀研究系列;第二种是华中村治学派关于农民自杀的研究;第三种是景军教授和张杰教授关于自杀的社会学分析。

其中,吴飞的《浮生取义》影响力较大,是其关于农民自杀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将中国农村自杀现象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中观视角出发,基于“过日子”这一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认为当农村社会中“过日子”失败时,也就是日子过不下去时,会引发自杀。“过日子”这个概念的核心单位是家庭,围绕家庭,人们要处理诸如人、财和礼等核心要素的关系。而家庭是一个融合政治与情感的实体,从情感角度看,家庭起于亲密关系,也终于亲密关系;从政治角度看,家庭内部需要面对一系列的权力游戏,各方积攒自己基于伦理道德的资本来获取家庭权力,如此家庭形成了某种张力(比如婆媳关系),如果张力处理出现失调,会出现情感挫折、权力挫折、委屈等,此即为“过日子”失败,于是可能会引起人们的自杀。也就是说,过日子和做人没处理好引起了自杀。

吴飞关于农村自杀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农民自杀研究的不足。但吴飞的研究存在较大缺陷。

第一,时间连续性问题。吴飞聚焦于他田野调查的时间节点,以此来分析农村自杀现象,不能很好地分析几十年来农民自杀的逻辑演变轨迹,很显然的是,建国后前30年和后30年的自杀现象是完全不同的,1949-1980年间,主要为政治性自杀,即因为政治性问题而被迫自杀,且主要在精英阶层,1980至今,自杀现象加剧,其中1980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女性自杀潮比较厉害,2000年至今老年人自杀现象逐渐加剧。因此,即便是1980年以后,也大致有两个不同时期的自杀潮,且特征截然不同。

第二,空间代表性问题。吴飞研究局限于华北孟陬县,以此来概括整个中国的农民自杀现象,众所周知,中国地域宽广,不同区域的民俗文化很不相同,自杀的机理也是如此,往大里说,华北、华中、华南就差异极大,对华北农村自杀的解读能否解释整个中国农村的自杀现象呢?很显然这是做不到的。

第三,研究方法本身存在缺陷。吴飞中书中说搜集了204个案例,然而只使用了63例,将近70%的案例被“隐藏”,而且剩下的约30%的案例,被重点解释的只有30余例,这让人不得不怀疑,是否那些被“隐藏”的案例与“过日子”的逻辑不相符呢,背后的自杀机理究竟如何呢?另外,吴飞对自杀类型缺乏分类,不能让我们更好地分析这一现象。

这里主要提一下吴飞的自杀研究缺陷,其他关于自杀研究也或多或少存在调查不完全,存在区域局限性等问题,就不一一分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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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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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舞的《农民自杀研究》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又进了一步,可以说,作者的野心很大,他试图用一本书去解释中国农民自杀现象,并且克服前面提及的种种缺陷,这也意味着工作量会很大,样本量不仅要大,而且要有代表性,分散在全国不同区域,而且有时间的纵深,跨度为几十年历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自杀现象的内在变化和自杀机理在不同年代的差异,此外,刘燕舞还进行了自杀分类,试图全面概括中国农民自杀类型,当然,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工作做得还是不错的。

在以往的自杀研究中,我们总能看到二元对立问题,即结构和行动对立。涂尔干开创的实证主义自杀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性问题,涂尔干认为自杀是一种社会学现象,而不是个体心理学现象;而自杀学的人文主义研究则聚焦于每个具体的自杀行动,并对其做出解释性理解,通过深度访谈或者搜集翔实资料来理解自杀的社会意义。很显然,此两种进路都是有局限性的,其最大的缺陷就是过于“二元对立”,单一理解自杀现象。

这倒让我想起了《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两种对立的单一思维恰恰是米尔斯所批判的对象,过度关注结构性宏大机制则忽略了微观层面的偶然性与鲜活性,而过度关注微观层面的东西,则缺乏理论高度,也没有普适性和解释力度,结果自然沦为细节的加总。

作者在方法论上采用了互构论,摒弃了二元对立思维,所谓互构论,就是既有宏观的结构性分析,又有个体的行动关怀;宏观结构性社会因素会对个体自杀产生影响,同时个体又有自己的偶然因素。个体自杀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特定社会结构下的缩影,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社会结构,进而推动社会结构的变动,所以他们是互构的,互为影响的。

刘燕舞基于不同区域大样本调查,从结构上认为研究自杀,两个维度最重要:第一是“关系”维度,从狭义上说,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及联接程度;其二是“规则”维度,即规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套价值、规范体系。要贴近农村社会实际,又可分为“血缘联结度”(血缘关系之间的紧密程度)和“规则维控度”(规范和控制社会行为的价值规范)。

根据这两个维度的强、中、弱,作者将农村社会分为“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分散型社会”,根据动机分类,将自杀分为“利己型自杀”、“利他型自杀”、“绝望型自杀”、“报复型自杀”四种理想类型,每种自杀类型下又分了三种类型,于是就有了12种经验类型,然后作者每章仔细讨论了农村三种社会类型下的不同自杀类型机理,不可谓不详细,既有时间纵深又有地域广度,其理论既有高度又不局限于抽象,既有大量个体访问但又不失于琐碎,难得的是,不像有些书籍论文那般食洋不化,照搬国外理论生搬硬套,作者做到了接中国地气。

总体来说,从时间的纵深角度讲,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第一波自杀潮由妇女自杀转向为第二波的老年人自杀,而且有加剧趋势;从横向的地域来说,华北、华中、华南都有大量案例,北方农村社会大部分为“分裂型社会”,血缘联结度和规则维控度适中,各个年龄段各种类型的自杀类型都有,且数量差异不是很大;华中地区农村大部分为“分散型社会”,血缘联结度和规则维控度较弱,呈原子化态势,伦理崩坏,孝道沦落,只顾小家庭,这种社会下的农民自杀特点是老年人自杀特别多;华南地区农村尤其在广东福建一带,为“团结型社会”,血缘联结度和规则维控度较强,80、90年代年轻妇女自杀较多,但随着时代发展老年人自杀也有加剧倾向,但总体来说不及分裂型社会和分散型社会。虽然不同农村社会类型下自杀特点不同,但有一个趋势是,老年人自杀越来越严重,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妇女自杀率逐步下降。

为什么不同区域却会呈现这样一种趋势?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政治运动席卷全国,将之前的团结型社会、分裂型社会、分散型社会不程度搅乱,国家直接干预到家庭的方方面面,原来的家庭纽带被破坏。在团结型社会中,即使经历政治运动,但血缘和规则维度很大程度得以保存,风波过后,死灰复燃,宗族势力重新强大,短期内男权势力再起,受害最深的自是妇女,于是有了团结型社会下的妇女自杀潮;在分裂型社会中,两个维度虽未被完全破坏,但已经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程度,于是三代之内的小亲宗族比较旺盛,各种问题分布相对平衡,自杀特点不呈现分化现象;在分散型社会中,政治运动摧毁了原来脆弱的纽带,原子化的社会中难以建立较强的血缘和规则,这种社会自私冷漠,老年人自杀最严重。但正如上一段文字所说,老年自杀越来越严重,且成为不同社会类型下的共性。这中间有社会城市化变迁引起的年轻人大量出走因素,有市场化因素渗入农村观念不断改变,此外,国家在这方面观照不足也容易诱发本来孤独的老年人选择自杀。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农村老年人自杀将会越来越严重,这是个社会性结构性问题。

我在阅读此书时,尤其感到震惊的是,作者在华中农村地区进行访谈时,那里的农民对自杀者谈笑风生,而且还出于自杀者的子女或者亲戚的口中,有年轻夫妇为了节省开支故意不给老人饭吃,老人不得已自杀的,有老人顶不住自己儿子儿媳恶毒之话自杀的,各种悲惨不忍卒读,奇怪的是,华中部分地区农村竟然有着这样一种价值观:老年人应该死。也就是说到了一定年纪,老年人为了不拖累后辈,应该死亡,这种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老年人去自杀,而后辈们竟觉得没什么不妥,华中部分地区的农村社会已道德沦丧至此。

然而吊诡的是,老年人自杀最严重的农村地区,却恰恰是经济收入最好的地区,这从侧面证明了老年人自杀并不是单纯的物理层面能够解释的现象,更多的应该是精神层面的现象。

《浮生取义》---吴飞(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副教授)

  摘要:高自杀率的客观现实需要研究者正视并关怀我国的自杀问题。研究现状的不足主要是研究者缺乏对自杀现象的意义理解,以及缺乏对自杀现象的区域差异的解释。自杀研究的心理学或精神病学的理论传统忽视自杀的社会因素,将自杀的社会当作高度同质性的实在来处理无法完成理解自杀现象的区域差异的使命。自杀研究的实证社会学理论传统无法逾越作为个体的自杀与作为整体的自杀率之间的鸿沟,过于倚重统计数字的研究方式使其容易落入“统计自杀”的窠臼,而脱离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自杀”。从人文主义社会学传统出发,将自杀行动作为分析单位,建构自杀行动的理想类型,并借此理解自杀行动的社会意义,进而理解自杀的区域差异当能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并开辟新的自杀研究空间。

3.《农民自杀研究》缺陷

最后简单说下此书的缺陷。我认为此书主要缺陷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根据“血缘联结度”和“规则维控度”这两个维度来确定自变量会导致两个变量互相影响,也就是说,这两个自变量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尤其在团结型社会中,规则维控度强本身就是基于血缘联结度强的事实,互相影响的程度也比较深。那么借此来分析社会类型时会不会不恰当呢?

第二个是作者提及的“互构论”,当然这个理论确实不错,作者也介绍了它的内涵。但可惜的是这本书基本上都在讲结构是如何决定自杀行动的,而自杀行动如何影响结构这一点,虽有提及,但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层面,并没有通过具体案例讲解来阐述,而且不客气地说,即使是理论方面也只是稍有提及,与结构决定行动这方面的篇幅完全不成比例。作者在书中开了个头,大有后面将会大篇幅论证的架势,却给我们放了个鸽子。

第三是语言不友好,可能是论文改写而成的作品的缘故,行文枯燥。

不过,终究是瑕不掩瑜,总体来说可给8分。


    前些日子,一则“康乐一家六口服毒自杀”的新闻在网上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看见那条新闻时,我发现文中将死亡原因直指基层政府对这一家六口低保的取消。当时便心生疑惑,真的是这么简单的原因吗?仅仅是因为低保被取消,就会发生如此惨烈的事情吗?

  

  我带着这些疑问,开始翻阅此书…

  关键词:自杀研究、困境表述、理论检视、进路转换

第一章   生与死

01.如何理解当代中国家庭秩序中的委屈和公正?

  吴飞老师在研究中,给“冤枉”和“委屈”两个词给出的界定很有意思,前者指向“外界”,后者指向“内界”。他认为,理解自杀问题的关键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在意的公正是什么?也就是说最不能接受的“委屈”是什么。

     西方自杀者中有90%以上自杀者具有精神疾病,而中国自杀者最多63%患有精神疾病。显然中国的自杀并不是和精神疾病毫无关系,但这种关系一定和西方的不同。

  吴飞梳理了所有经典的自杀理论,基本上是从两个角度梳理,一是社会学,二是精神医学。社会学理论主要有涂尔干的《自杀论》:自杀分为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他认为自杀发生于社会偏离了最恰当的社会状态的时候。精神医学理论比如施奈德曼认为自杀来自一种“后我”,是人们对自己死后状态的看法。总之,无论社会学还是精神医学,都认为自杀是某种紊乱导致的。或是社会秩序紊乱,或是精神紊乱。

     涂尔干认为自杀不仅包括失常的利己型自杀和失范型自杀,还包括社会性过强的利他型自杀。并认为自杀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首先,自杀可以使自己可以在不用社会干预的情况下以最简单、最经济的办法摆脱一定数量无用或有害的人。其次,自杀可以是高贵的和值得赞美的。但是这必须有一些个人群体特别代表这种集体情绪。体现了社会中所崇尚的悲剧性的价值。涂尔干认为,如果哪个社会中完全没有自杀,人们不会认为有什么价值比生命还重要,那么,这个社会比高自杀率的社会还要危险。

  

  本文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当前中国自杀研究的局限性何在?这种局限性如何在既有关于自杀研究的学术脉络中获得理解?要超越当前关于自杀研究的局限性,我们可以选择什么样的进路?

  

  一、自杀研究现状的困境表述

  

  根据卫生部死亡登记系统关于1995年至1999年这几年的死亡率数据推算,费立鹏(Phillips)先生披露,我国自杀死亡率应为23/10万,每年因自杀而死亡的人数为28.7万[1]4-5。而按照一般的国际标准,自杀死亡率超过20/10万的国家就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因此,费立鹏所披露的数据引起了广泛关注。尽管随后有一些著名的研究中国自杀现象的学者对这一数据表示质疑[2],但这并无法改变自杀仍然是我国人口死亡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也无法改变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关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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