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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鲁迅回忆性写作的结构

作者: 法学教育  发布: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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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10日至11日,黉门对话专家主题论坛“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中美学者对话”学术会议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举行。该会议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诗歌研究中心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协办,发起人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傅刚教授。大会邀请了国内外一流文学、文献研究专家,与会发表论文的专家代表主要有:葛晓音、宇文所安、艾朗诺、田晓菲、詹福瑞、刘跃进、柯马丁、商伟、赵敏俐、左东岭、杜晓勤、潘建国、魏崇新、张洪波、韩振华、徐晓峰、程苏东、蔡丹君等。来自中美两国的文学、文献研究学者就“中国古典文献的阅读与理解”这一主题进行交流、对话,来阐明各自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目的。

张旭东 (进入专栏)  

张旭东 (进入专栏)  

这次学术会建立在当前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产生更多联系和对话的背景之上。当今世界,学术格局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国外学者在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多以西方科学主义为理论基础,以西方研究《圣经》写本与刻本的经验来看待中国古代文献,并产生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怀疑态度。这种方法与思潮目前在北美的年轻学者中也十分流行,它有可供中国学者借鉴之处。中西方学术之间的误解和分歧,也真实存在。因此,与北美最优秀的学者进行直接对话,各自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和研究方法、目的,是势在必行的,它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真正理解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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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讨会上,多位来自美国的汉学家阐释了自己在研习中国文本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他们认为,中国上古和中古的文本传播和重塑的特征应当得到重新审视,对于作者、文本、时代的关系应进行一丝不苟的考察与辨认。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宇文所安撰文指出,中国的文献学和考证学往往服务于文学史家,哪个文本是最好的文本?作者是谁?典出何处?何时所写?这些问题基于一个假设:一个文本写成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出自一位单一作家之手,有一个可以被重构的语境或背景,但这并非总是成立。事实上,文献学者和考证学者提出的问题不应该来自文学史家的问题,而应该来自特定文本的性质。总的来说,文献学不应该服务于现有的文学史,一个新的文学史应该是建立在文献学的发现之上的。

  访谈时间:2008年9月13日纽约时间下午1时。

  演讲时间:2008年5月30日

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田晓菲指出,应当认识到抄本时代文本存在的特殊形态和人们实际的阅读范围和阅读行为。五世纪以来,书钞是中古人士重要的读书方式之一,在手抄本时代,阅读书钞比阅读全书便利得多,这是手抄本时代文学传播的一个重要形态。而文本的流动性则是手抄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同一中古文本特别是唐前文本,可以在不同资料来源里呈现不同形态和不同异文,并归属于不同作者。现代学者通过校勘以取得“尽善尽美”版本的愿望未必符合中古的写本流传现实。因此,认识到我们现有的中古文本的第一资料来源,会给文学史写作的思考框架和基本概念,带来大的改变。针对手抄本文化的这一特性,田晓菲认为,我们需要对中古作出真正具有历史主义精神的阅读,第一要求我们细读每一个文本和通读作者的全集,第二要求我们阅读作者自己所熟悉的文本,第三要求我们阅读和熟悉作家同时代的周边文本,如此我们才能开始为一个词重构它的历史语境。

  访谈地点: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

  演讲地点:上海大学A602会议室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柯马丁长年致力于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学的研究,他认为,对于中国早期文献,不要把任何文本看作是其原始形态的忠实展现,要考虑它在不断被接受与重塑的历史长河中得以成型的过程。不要因为文本呈现出某一种特定的声音就认定单一作者的存在。文本的声音从来就不是作者的声音,它也不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将我们引向作者的内心。未经深入研究之前,不要盲目地把现代对早期中国文本的读解奉为圭臬。现代读解是在二世纪初寻找中华民族起源的时代背景下兴起的,它对古典文本的浅显理解在古代并无依据。要认真对待所有早期的读解,同时也要看到这些读解各自背后的目的和历史背景。要熟悉所有古代的学术成果,但不要把它们作为不容置疑的“凭证”。

  访谈人:张旭东,美国杜克大学文学博士;纽约大学(NYU)比较文学系教授;东亚研究系教授、系主任。中英文主要著作包括: Chinese Modernism in the Era of Reforms; Postsocialism and Cultural Politics; 《批评的踪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等。

  

总之,来自这几位西方学者的声音,都强调重估中国古典文献的价值与研究方法。同时,他们也十分强烈地呼吁中国学者关注到西方学术研究中的文献学传统。

  采访人:姜异新,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访问学者。(以下简称张、姜)

  一.阐释框架的说明: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的起源

多位美国汉学家指出,写抄本时代文本的流传具有复杂性,研究者需要以更为审慎的态度来面对这种情况,这得到了在场中国学者的普遍认同。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跃进也指出了美国汉学家和中国学者在处理经典文献时的一种基本差异:“汉学家对于中国早期文献往往持批判的心态,我们是尊崇的心态;他们从否定开始,我们则从理解开始。”他认为,如果从细节入手否认整体,很可能有以偏概全的危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出土文献被大量发现,但是这些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并没有改变中国历史的基本叙述。中国历史有基本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这不是一些细节可以颠覆的。尽管我们今天看到的文献材料确实矛盾重生,但不能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同时也不能因为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凡事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刘跃进说。

  在纽约大学东亚系见到张旭东教授的时候,适逢他休学术假,正忙着整理在美国和中国讲授鲁迅的中英文稿。2008年夏季,张旭东在北京、上海举办了十几次关于鲁迅文本细读的学术讲座,引起了不小的反响。置身于美国反主流文化的大本营格林威治村,谈起上世纪初活在中国暗夜时代的鲁迅先生,不能不别有一番深意。

  重读鲁迅,当然不是只把鲁迅的作品再读一遍。重读的前提是要能读出新意。而所谓读出新意,不是从字缝里看出以前人没看出来的意思,考证出前人没有掌握的事实,而是涉及到一系列阐释框架的变化。这首先是时代的变化。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阅读鲁迅来讲,我们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鲁迅;每一代都会为自己把鲁迅再一次“发现”甚至“发明”出来。歌德曾以“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来形容浪漫主义时代对莎士比亚的重新发现,我们也可以用“说不尽的鲁迅”来为重读鲁迅确立一个新的出发点。其实,真正“说不尽”的并不是鲁迅文本本身,而是由鲁迅文本而打开的一个历史性的阐释领域,一个问题史,一个精神系谱。说到底,不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因鲁迅的作品而“不朽”,而是鲁迅自觉“速朽”的文章因我们的历史而常在。

“先秦时期很多文本确实非常复杂,文本和作者不应该简单对应。不过,在文本没有确定之前,我们是否还可以对其进行阅读和理解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敏俐认为,应该将文本传承的过程、文本出现的问题,与文献所承载的先秦文化的信息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搞清其中的关系。此外,还要特别注意对古代注本进行细致研读,并吸纳文献研究、文学研究等多方面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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