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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革命,从西方视角看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

作者: 法学教育  发布:2019-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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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沈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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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哈佛大学亨利·罗佐夫斯基政治学讲席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摘要: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引人瞩目,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疑问:中国能够在缺少明晰区分的产权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吗?中国会遭受权贵资本主义带来的祸害吗?强大的国家监管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试验沿着既有轨道进行吗?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如下问题的了解:是什么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粘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够像其实际表现的那样有效运行?作者在分析中指出,中国革命传统中的大量因素促进了改革以来的成功。

  摘要:本文选自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授权发表的新著《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适》的第三章。文章主要描述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的研究,根据对中国政治体制未来走向的看法,作者将这些研究分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两个阵营,并分别对这两个阵营的观点进行了阐释。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当前正同时处在收缩和调适的状态中,中国政治制度表现出了巨大的弹性和适应能力。文章内容如下。

   本文系裴宜理教授为阎小骏教授新书《中国何以稳定:来自田野的观察与思考》所作的序,题目为编者所加。

   关键词:中国政治;转型;威权主义;革命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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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怎样的?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的演进将走向何方?中国的观察家们所思考的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的当前状况与未来吗?

  

   在毛泽东去世将近30年之后,中国依然是一个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实际上,人们也许有理由认为,基本政治变革的前景在今天看来还不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明朗,当时,中国领导人在政治改革方面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努力,尽管历时较短。但是,虽然政治发展看起来陷入停滞,不过中国的经济继续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这样来看的话,如下现象就不令人惊讶了,即学术界对于村民选举和其他“民主化”现象的兴趣近些年因政治经济学中的争论而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就像许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发生的那样,中国能够在缺少明晰区分的产权的情况下维持高经济增长率吗?中国会遭受权贵资本主义(它已经削弱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带来的祸害吗?或者,即使中国稳步朝着更大程度的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方向发展,强大的国家监管能够支撑中国的经济试验沿着既有轨道进行吗?人们对于这些问题远没有作出清楚的回答,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对如下问题的了解非常有限:是什么将现代国家的结构粘合起来,从而使得政治制度能够像其实际表现的那样有效运行?此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情况与中国当前面临的局面相同。?

  意料之外的是,很少有中国专家尝试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宏观层面的政治变革提供系统性的比较视角,并加以阐释。当今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非常微小的分析单位,缺乏更广阔的视野,也没能产生对中国、中国共产党未来前景的预测。在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似乎就是对越来越小的东西了解得越来越多。不过,也有一些中国专家已经尝试着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放进比较的视野中加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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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政党—国家垮台之后,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就公开宣称,中国走上相同的道路只是个时间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政权脆弱不堪,四面楚歌,正处在溃败的边缘。

*裴宜理教授

   比较的局限性?

  但是,中国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没有随着东欧、苏联、蒙古制度的崩溃而成为下一张多米诺骨牌,1991年后更是牢固地掌控了权力。这样的预测也就逐渐销声匿迹。直到90年代末期,这样的预言重新出现。一些记者和畅销出版物都在预测和谈论中国政治体制的未来走向,但是这些讨论基本上都限于中国研究专家的圈子,他们开始探讨中国共产主义政党—国家的优势和弱点。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阎小骏教授始终孜孜不倦地在中国城乡开展极富开创性的田野调查研究工作。这部着作,将阎教授在其多年田野工作中所积累的宝贵所得汇集成编——其中绝大多数成果都曾以英文在国际主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过,并获得学界认可;此次以繁体中文形式出版,必当引起广大华文读者的浓厚兴趣。对于任何真切关心中国基层政治动力及其对政权稳定之影响的人士而言,本书都理应是必读书目。

   虽然中国政治研究领域一直因为它在后毛泽东时代重新关注从公民社会和民主化到产权和寻租行为这样的问题的比较研究而充满活力,但实际情况是,很难将当代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中国与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之间长期存在的差异对于这两个国家的改革进程而言有着重大的意义。例如,不同于斯大林建立的集体农庄,在毛泽东建立的公社里,农民以集体决定的工分而不是国家工资的形式获得报酬,并且土地所有权属于生产队而不是国家。这意味着,虽然许多中国农民积极支持重新回到家庭农业以取代挣集体工分,但是土地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依然存在极大的争议,它是造成当今中国农村许多冲突和暴力的原因。但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威权主义政权也明显不同于普通的威权主义政权,在普通的威权主义政权中,军人通过意料之外的成功行动(而不是革命动员)获得权力,其目的只是为了管理破产的国家。?

  不论是在如何看待中国,还是在对中国进行分析的内含方面,中国问题观察家们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他们之间存在两个明显分裂。第一个分裂是那些关注中国表面形态——它的经济能力、强大的军事力量、影响力上升的外交政策——与那些研究中国国内状况的学者之间的分裂。这两个分析家阵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分裂变得明显了,前一阵营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具有凝聚力、日益强大的国家,它(“Party ?State ”一词有多种译法,此文我们统一使用“政党—国家”或“政党—国家体制”的译法。——译者注)的影响和力量已经扩展到世界舞台。在这些分析家当中,几乎没人认为中国国内政治体制将会变得脆弱敏感(唯一的例外是美国主管东亚事务的前副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L?Shirk],她在《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一书中认为,中国表面上越来越强大,而内部却越来越脆弱)。实际上,对于这个阵营的大多数人来说,中国牢固的共产主义政党—国家体制是“中国崛起”和“中国威胁”两种论调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中期,戴维。兰普顿用“强大的中国范式”一词取代了“孱弱的中国范式”。

  

   “东亚发展型国家”(它为分析该地区其他快速发展的国家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范式)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对于跨国比较而言是一个比共产主义或普通的威权主义更有前景的理论框架。此外,就像通常所指出的,中国庞大的国家规模及其异质性导致了将它与日本(更不用说“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进行比较虽然很容易,但没有什么价值,因为这种比较的适用性有限。?

  第二个明显分裂是在那些关注中国国内政治和国内状况的分析家当中产生的。这些分析家却有一个重要的共识,所有人实际上都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经受着多重问题和弱点的折磨。所有学者都一致认为存在这些问题:党的合法性降低,党的组织遭到腐蚀,官方指令越来越得不到服从,党的意识形态空洞化,社会道德出现真空,腐败无法遏制,官员热衷于寻租和其他掠夺性行为,等等。

   阎小骏所从事的极富前沿性的田野工作,一开始便集中于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共产党为吸纳具有潜在不稳定可能的新型社会群体所进行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将农村私营企业主擢拔为村党支部书记即是这些实践中的一例。这些“企业家型村支书”的教育背景和从商经验都使他们比传统一代的“贫下中农干部”更能适应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基层变化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及其组织平台——人民政协,则是另外一个例子。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政策协调提供了平台,亦为党和政府观察及有选择地赎买社会菁英提供了渠道。在过去近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旗帜下经历了深刻变迁,也因之而孕育出各种具备潜在政治威胁性的新社会力量。充分理解和准确评估中国共产党识别、吸收与化解这些新社会力量的能力,实乃是了解中国政权韧性之关键环节。

   就国家规模和多样性而言,唯一能够与中国进行大致比较的案例当然是印度,它在最近这些年也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经济自由化计划(该计划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在1991年印度发生严重的宏观经济危机之后,该计划变得更加紧迫)。这两个亚洲大国极其不同的改革模式提醒我们注意到它们完全不同的历史和政治制度。虽然这两个国家在最近几十年中都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但实际上在所有衡量经济成功的标准指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收入、工业化、总要素生产率、出口、资本流动、外债等等)方面,中国都远远超过它的邻国。此外,在非文盲率和预期寿命这样的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方面,中国的表现也明显优于印度。?

  正因为如此,一个被广泛认可的观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正处于收缩之中。但是,对于收缩的范围和程度,学者之间有很大分歧;在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改革尝试在重建党的合法性、支撑党的治理上是否成功的问题上,双方的分歧更加尖锐。其中一方,我称之为“悲观主义”,认为这些问题都极其严重,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另一方,我给它贴上“乐观主义”的标签,认为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一切问题本质上是可以解决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将制度创新和实施创新的努力看成是既能适应所关注的问题,而且在短期到中期(5年到15年)又是成功的。因此,尽管大多数外国分析家在本质上认为中国的政党—国家体制处于收缩状态,但是对于这种状况的严重性以及制度反应的效能却持不同看法。

  

   那些试图解释这两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显著差异的学者对于它们各自政治制度的影响给出了相互矛盾的评价。阿图尔·科利(AtulKohli)将印度相对黯淡的改革结果归因于其多元主义民主导致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僵局。遵循类似的思考脉络,T.N.斯瑞尼瓦桑(T.N.Srinivasan)指出,在中国,“由党掌握的企业控制权使得中国比印度更容易实施其改革……中国改革的成功部分要归功于中国是一个威权主义社会”。与之相反,让·德雷兹(JeanDreze)与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强调,“虽然印度在经济和社会政策领域有很多东西要学习中国,但是,这其中不包括中国更具威权主义色彩的制度所具有的巨大优势”。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Bhagwti)将印度的特点概括为是一种“不能做什么的模式”(themodelthatcouldn‘t),他认为,不管怎样,“威权主义政体看起来既不是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其充分条件”。?

  

   政权巩固性的另一个紧要环节自然需从国家机器自身中寻找。近年来,阎教授的研究视界逐步从政治吸纳转移到政治控制,其聚焦点在于中国党和政府为了预先防范大学生和其他关键社会群体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而逐步建设起来的社会面管控机制。在大学校园方面,阎小骏的研究展示了诸如政治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学生社团管理以及敏感期管控等一系列重要措施如何有助于提高中国大学生群体的政治稳定度。而在农村地区——亦如阎教授所解析的那样——地方维稳系统更是由干部考核机制、潜在社会矛盾识别和管控机制、社会纠纷调处机制,以及不同层级、不同辖区的党政部门相互密切配合协调而构成的一个极为复杂的制度性网络。

   无论如何,事实依旧是,中国当前发展的基础正是在其威权主义的高峰时期——毛泽东时代打下的。在革命(它从农村发起并获得胜利)成功后,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对农民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虽然发生过农民革命,但是在毛泽东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受害于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Lardy)所描述的忽视农业带来的“困境”。其结果导致了大量农民的长期贫困。即使如此,毛泽东的革命政权还是应该为它在提高其大多数人口的生活质量方面取得的重要成就而受到赞誉。尽管中国在作出努力的过程中犯过严重的错误,但它与印度的对比是鲜明的。巴格沃蒂在将印度与中国进行对比时指出:“印度的管理者低估了提高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和教育程度的生产性作用,因此对它们的投入不够。”就像德雷兹和森所承认的,“中国之所以能在社会进步方面取得更大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领导层在消除贫困和减少剥夺方面作出了更大的政治承诺”。罗兹·墨菲(RhoadsMurphey)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所撰写的著述中将中国在改善农村生活水平方面相对于印度的成功归因于“政府遵守了消除贫困和减少剥夺的承诺,并且,当时中央计划的权威得到了革命意识形态的支持,激发了以独特方式动员起来的人口的巨大力量”。如果没有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对基础性的健康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投入(毛泽东个人将所有这些举动视为革命议程的体现而加以捍卫,并通过一系列群众运动在不同程度上加以实施),那么,中国后来的经济成就是无法想象的。就像费正清在改革初期所指出的:“农村的工业化打上了毛泽东的烙印……不管是否存在污点,他的遗产留在了农村。”?

  悲观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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