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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池语,论破产法中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

作者: 法界资讯  发布:2020-03-14

最后,司法适用中的地位不同。债务人财产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核心问题,债务人财产保值和增值是保证破产程序启动和正常开展的基础。因此,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可以作为破产法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基本原则加以适用。相比之下,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不能在司法实践中扩大适用。

对于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股东权益调整的内容和程序,我国立法对此态度是暧昧模糊的,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第项规定强制批准重整计划草案的标准之一是,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的调整公平、公正。但是重整计划草案是否必须调整出资人权益以及公平、公正的标准是什么、在何种情况下应当排除或者限制股东行使表决权等等问题均留下立法空白。这一问题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在美国、德国等破产法体系中,绝对优先原则是企业破产法理的核心,是贯穿整个重整程序的基本理念。[1]但是,绝对优先原则是不是一个应当绝对遵守的原则呢?围绕这一主题需要讨论如下三个问题:

[4]参见王欣新:《破产法原理与案例教程》,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与二者之间的联系相比,二者之间的区别更值得我们关注。如果对二者不加区分,那么将混淆破产法实施的多元化功能,降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作为破产法基石原则的地位,并且将动摇破产法依法实施的基础,使破产法的实施陷入任意创新的怪圈。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

破产程序有三种具体的程序,即破产清算、破产重整和破产和解。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三种程序之间可能进行转换。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形包括: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能够解决诸多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基本问题,并为其提供法律依据。“当公有财产未分配之前团体的成员有可能产生机会主义时,为了财产价值的维持和最大化,就需通过一定的程序界定各自的权利份额。”虽然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没有确立财团法人的民事主体类型,但是不妨碍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确立。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执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能够切实解决如下系列问题:

[6]许德风:《公司融资语境下股与债的界分》,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96页。

大世界公司由破产清算程序转入重整程序后,清算组面向社会再次公开招募大世界公司重整投资人。2016年12月19日,大世界公司召开第三次债权人会议及第二次出资人组会议,由债权人表决通过《大世界公司重组方选定规则》,并依据该规则表决选定大世界公司重组方。债权人会议对重组方制作的重整计划草案进行表决,经表决,普通债权组高票通过重整计划草案,仅有财产担保债权组和出资人组等少数权利人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清算组申请深圳中院依法审查并裁定批准重整计划草案。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贯彻破产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基本原则,也是破产法的基石原则。然而现行破产法没有在总则中确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甚至没有确立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致使破产立法缺少了灵魂,也使破产法的司法实践失去了方向,导致我国现行破产法不能体系化地为破产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同时,未确立该原则也导致破产法的理论研究缺乏必要的基础,难以系统化地开展。

图片 1

企业因非法经营而无法继续经营,不进入破产程序,将会给债务人、债权人都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如2009年3月,江苏省无锡市安信达公司因涉嫌走私罪,被上海松江海关缉私分局立案侦察,公司总经理被逮捕,安信达公司董事筀等高级管理人员全部离职,公司陷入全面停产。停产后,安信达公司资产状况不断恶化,既有债务无法清结,新的债务不断产生。2009年8月27日,安信达公司的债权人无锡中信银行向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安信达公司进行破产清算。该案通过破产清算,安信达公司财产变现偿还全部债务后,尚有剩余财产11388719.83元返还给了安信达公司股东。[4]

2.《破产法》第18条和第53条确定的破产程序中带履行合同的处置规则。《破产法》第18条规定在破产程序中破产管理人有单方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权利,而第53条则明确规定了把合同相对方由于管理人单方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列入普通债权。从破产法的立法上看,明显表现出一种立法政策上对债务人的倾斜,其立法政策考量只能够通过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得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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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程序的目的是对债务人的债权人的共同清偿。[6]只要人民法院受理了破产案件,就要允许破产管理人或人民法院处理其财产,偿还其债务。虽然破产法规定了经人民法院批准,破产企业的管理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处理债务人的个别财产,但破产法规定,债务人财产只有在债务人被宣告破产后,才能被称之为破产财产,债权人会议才能讨论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也就是说,企业不宣告破产,管理人或者人民法院都不得变价破产财产,偿还其债务。现行的法律把破产清算程序定位在宣告破产这一个点上,没有这一个点位的突破,似乎破产清算案件就无法进行下去。这是一种人为的设障。因此,现行的宣告破产制度束缚了破产案件的审理,与破产法的立法宗旨相悖。

六、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张力与限制

据观察,中国的企业已经从传统的重资产企业向轻资产企业转化,在中国当今“现金为王”的阶段,资产和现金流相比,现金流对困境企业恢复经营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重整企业在估值过程中如果按资产负债标准估值,资不抵债企业的股权可能是负值,但按现金流标准估值,同样的企业股权有可能是有巨大价值。所以,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与其说是债权人、股东、投资人等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矛盾,不如说是各方在估值问题上的矛盾,其次才是清偿顺序的矛盾。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公平公正地检验企业价值最终达成各方共同认可的“平衡价格”,既是债权人的权利,也是解决破产程序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

从立法层面上来解决其局限性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指破产立法和实施中需要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以尽可能增加债务人财产的范围和价值的方式设计破产立法,并在合法性框架下以此为原则实施破产法。一方面破产法自身的价值在于能够通过破产程序来更好地保证各方面权利实现,另一方面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体现在破产立法的方方面面,解释了破产立法的主要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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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转破产清算。重整计划草案未获得债权组会议通过且未依法获得批准,或者已获得债权组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得批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债务人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人民法院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应当裁定终止重整计划,并宣告债务人破产;在重整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管理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求,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债务人破产:①债务人的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继续恶化,缺乏挽救的可能性;②债务人有欺诈、恶意减少债务人财产或者其他显著不利于债权人的行为;③由于债务人的行为致使管理人无法执行职务。

虽然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是破产法中的基本原则,但是也并非没有限制。破产法的实施不能超越合法性的框架,不能用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或者保护债权人利益无限的扩展破产法的适用。

国家发改委、最高法院等十三部委发布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明确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界限,合理发挥债务人在重整程序中的作用”,本条意见规范的对象是管理人,实际上落脚点在债务人,意在通过界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债权人之间的权利和职责边界,鼓励债务人在维持重整企业运营价值和重整价值方面发挥作用,防止管理人、债权人过度干预重整企业的营业事务,激活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的潜在价值。《破产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赋予重整程序中的新融资优先受偿的权利,为重整投资人积极投资重整企业,为重整企业提供新融资建立保障机制。上述规定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债务人、投资人在重整程序中的权利。重整前的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在重整程序启动后就变成股东、债权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三角关系,重整程序的利益冲突和平衡基本上围绕着新旧股东、股东和债权人、投资人和债权人这样的三角关系展开。此处有一个重大问题可能容易被法律界所忽略,那就是重整企业的估值问题,因为估值问题直接关系到股东权益是否应当保留和债权人清偿率的测算,这就是美国破产法中所谓的“平衡价格”。

1.因抵押、司法查封等导致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出现停止支付的情况

由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关系到破产法自身的生存,关系到破产法功能和价值能否真正发挥出来,因此该原则在破产立法的设计上得到体现。从债务人财产价值保值增值的原则出发能够更为清晰地理解现行破产法中看似特别的具体机制。

原标题:池伟宏:再论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与绝对优先原则|破产池语

确定债务人资产额和负债后,可以比较符合实际地选择破产案件的程序,在资产额实际大于负债的情况下,管理人应当与债务人进行沟通,动员债务人申请重整或者和解,尽量避免企业破产清算。破产的本质是让企业适应市场,让市场选择企业。对于那些经营状况比较好、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留在市场,应当作为破产案件审理的首要选择。企业经过资产清理或者变现后,其资产如果大于负债,说明企业具有挽救和再生的可能,管理人和人民法院应当首先考虑企业重整或和解,给企业留一线生机。所有这些工作,都需要时间来完成,如果过早地宣告破产,会让一些有可能复活的企业死亡。这种状况不符合破产法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理。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是统领破产法规定、机制、制度,以及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该原则的缺位一方面导致现行破产法的立法和司法缺少灵魂,另一方面导致传统民商事法律原则在破产案件中的适用,结果导致破产法本身所追求的价值和功能无法体现。

[4]公司法第186条第2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

5.取消宣告破产制度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限制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3条规定,处理破产财产前,可以确定有相应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破产财产进行评估,债权人会议、清算组对破产财产的评估结论、评估费用有异议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处理。

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就是在宣告破产后重新恢复重整程序的成功案例,虽然该案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但最终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不失为一个成功的案例。[7]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

注释:

2.提高管理人对申报债权的审查力度

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看,债务人财产与破产程序之间的关系不是破产程序产生债务人财产的概念,而是破产程序以追踪债务人财产的线索开展。因此,破产法在沿着债务人财产产生和延续的时间轴上产生了先前的追溯力和向后的延展效力。这种时间上的追溯力和延展力破坏了破产法与公司法原本清晰明确的法律适用上的界限,使破产案件中的公司法适用问题和公司法中的破产法适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相对于美国破产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的重视,日本在破产立法上一贯不采纳绝对优先原则的适用。在日本,更生计划的批准需要“重整计划的内容公正且衡平”,尽管就“公正且衡平”的理解存在一些争议,但一般认为“顺位靠前的权利人不能比顺位靠后的权利人承担更多的不利结果”[10],因此,无须完全消灭劣后顺位权利,这也就是现在渐为通说的“相对优先原则”。笔者认为,从域外法对绝对优先原则相对化的趋势来看,至少在超过清算价值的重整价值的分配规则上,围绕着公平、公正的涵义仍有充分解释的空间。

在破产企业财产量较大,负债相对较少时,管理人应协助债务人或债务人股东申请人重整或和解,使破产案件的审理更符合实际。如果破产企业资产大于负债,管理人要及时征询企业负责人及其股东的意见,告知他们可以申请重整或和解。

债务人财产时间轴上的张力

三、出资人权益调整和股东表决权

案例简介:深圳大世界商城发展有限公司系以开发建设“深圳大世界商城”为核心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成立于1995年12月25日,注册资本1亿元。2000年12月6日,深圳中院裁定宣告大世界公司破产清算,并指定原临时监管组成员组成清算组,全面负责破产清算工作。由于种种原因,案件拖延至2016年,深圳中院于2016年6月17日裁定中止大世界公司破产宣告裁定,并自2016年6月17日起对大世界公司进行重整。

五、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与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关系

一、重整程序的主要矛盾

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破产清算是最传统、最直接、最典型的破产程序,其中宣告企业破产又是破产清算的标志性程序。实践中,宣告破产制度给破产管理人和法院的工作都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拟就宣告破产制度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基于破产利害关系人权益实现、破产中的债务人自身商业信用需要补强以及破产法自身成本的需要,破产程序中产生了债务人财产横向扩张的需要,其直接作用对象即破产程序中所涉及的案外担保物和保证人的财产。

[7]齐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中出资人权益强制调整的误区与出路》,载《法学》2017年第7期。

作为现行立法规定的宣告破产制度,实实在在地影响着破产案件的进程和处理结果。破产实务中有必要从现实情况出发,尽量规避现行法律规定的局限,在不突破法律规定的底线的情况下,科学、有效地处理好各类破产案件。

尽管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作为破产法的基本原则贯穿破产案件的审理始终,但破产程序是司法程序,需要在合法性的框架下开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盲目、无限制提升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导致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不当贬损。

[10]山本和彦著,金春等译:《日本倒产处理法入门》,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

三、规避宣告破产制度局限性的办法

其次,法院和管理人在对破产案件进行重大事项的决策中应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依据。破产程序是法院主导下的司法程序,法院权力的行使在破产程序的启动、路径选择等不同的节点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如果破产程序的启动及时,那么可能就会使债务人财产的价值得到更好的保护,实现保值增值,而如果破产审查立案阶段久拖不决,可能会将债务人企业拖垮,使债务人财产受损。再例如,我国破产法在规定了对于欺诈性转让行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同时,也规定了只有在欺诈性转让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一年之内方可被撤销。如果受理破产的裁定滞后则可能导致应当被撤销的交易行为难以被撤销,进而影响到债务人财产的保值增值。除此之外,现行《破产法》第65条,《破产法》第87条规定了法院对于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事项可以直接下裁定予以通过的权力,也就是所谓的强裁的权力。该权力在破产程序中行使的正当性应当以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为判断标准。

[8]查尔斯.J.泰步著,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8-1289 页。

[3]参见王欣新:《破产法原理与案例教程》,3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来源:《清华法学》2018年第3期 北大法律信息网

[9]查尔斯.J.泰步著,韩长印、何欢、王之洲译:《美国破产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88-1289 页。

宣告破产,是指法院依据当事人的申请或法定职权裁定宣告债务人破产以清偿债务的诉讼程序。法院对债务人进行宣告破产,意味着破产案件已经确定无疑地进入了清算程序,债务人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破产倒闭的境地,并会带来一系列其他的法律后果。因此,宣告破产法律制度在破产法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七、结语

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重整计划草案涉及出资人权益调整事项的,应当设出资人组进行表决。《破产法司法解释》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二条,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时,权益因重整计划草案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有权参加表决;权益未受到调整或者影响的债权人或者股东,参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11]本条规定基于我国破产法设置出资人表决组的设计将权益受到调整的股东也与债权人一并同等对待。遗憾的是司法解释并未考虑资不抵债情况下绝对优先原则在表决机制中的适用,股东在资不抵债情况下的表决规则仍未能予以明确。关于资不抵债股东的表决机制,目前实务界和理论界不少声音呼吁剥夺资不抵债企业股东的表决权。[12]笔者认为,是否保留股东权益和是否保留股东的表决权是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分别处理。

从本案情况看,A公司申请破产清算并无不当,但在破产清算过程中,对于资产大于债务的法人企业来说,是否必须要宣告破产,才能变卖其资产偿还债务。[2]如果法院裁定宣告破产,依照2018年全国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4条的规定,债务人宣告破产后,不得再转入重整或和解程序,即程序不可复转。在这种情况下,A公司即使在资产大大超过负债的情况下还必须被强行注销。由此产生如下问题:如果A公司不宣告破产,则公司无法通过清算程序变价其财产偿还公司债务,使人民法院的破产清算程序陷入疆局;如果A公司宣告破产,公司的财产通过变价偿还其债务后,会有大量剩余,并且还要继续注销公司登记,让企业消亡,这又有违于公司法、破产法的立法的目的和立法功能,并且与经济发展规律不相符合。从现实情况来看,对于债权人申请破产清算的案件,如果对资产大于负债的公司宣告破产,很有可能引发债务人上访闹事,并引发多种社会矛盾,严重时还会产生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从我国现行破产法对别除权人的规定来看,别除权人不等于有财产担保的债权人,而是用债务人财产来担保的债权人。可见,破产法对案内抵押财产和案外抵押财产进行了区别对待。

估值问题是破产实务界的国际难题,但我国立法和司法似乎忽视了这一问题。司法实践中,重整程序对估值的处理通常采用评估方式解决估值问题,评估的对象则是资产价值,即以资产负债标准确定企业价值。从偿债的角度来说,凡是可以用于偿还债务的财产,均应当属于资产的范畴。[2]问题是评估可以测算资产价值,但不一定可以测算企业整体价值。同时,企业破产法没有赋予利害关系人对评估报告提出异议的救济途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十三条虽然规定异议人可以参照民事证据规则提出异议,[3]但显然不足以解决如此重大事项的争议。对此,建议本次修改破产法或者未来制定司法解释中对估值问题的处理方式及救济程序予以完善。

A公司系房屋租赁企业,因房屋租赁市场不景气等原因,公司经营连续三年亏损,加上资金周转困难,法院官司缠身等原因,遂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法院受理后,在清算过程中,经评估,A公司资产价值达6.5亿元,但A公司负债仅5亿元。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申请重整和和解。在此情况之下,破产管理人和法院都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即管理人是否申请宣告破产,法院是否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依据破产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清算申请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无人提出重整或和解申请的,管理人应当及时向人民法院提出宣告破产的申请,法院亦应当及时裁定宣告A公司破产。但问题是,A公司资产远大于债务,法院是否可以强行推进破产程序将A公司消亡?[1]

齐明,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结合我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和重整程序的实践,笔者认为至少两点上,应当承认可以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利:一是保留原有股东的一定权益,可以维持企业运营价值,包括维持上市公司的上市地位的情形。此时,即使不考虑壳价值,维持企业经营稳定在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都具有重要作用;二是很多具有经营价值的重整企业,其控股股东和管理层对企业重整的早期启动和重整成功中发挥的潜在作用是无法否定的。这就如同,为什么需要DIP制度来鼓励债务人继续经营重整企业,这是重整程序的内在驱动力。既然因重整的早期启动和有效推动维护了营业价值并减少先顺位债权人的损失,是否也可以将相应的利益分配给股东。

还有两种情形,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程序之间可以进行转换:①债务人直接申请破产清算的,在宣告破产前,债务人能否申请将程序转换成重整或者破产和解。破产法第七条规定,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也就是说,法律赋予了债务人破产程序的选择权。对于民事权利主体而言,法无禁止即可为。破产法没有禁止债务人在选择破产清算后再行选择重整或者和解的程序的权利,因此,在宣告破产前,债务人有选择破产清算、重整或和解程序的权利。在实践中,允许债务人申请转换程序,更有利于更科学合理、更合乎情理地处理破产案件。实际上,债务人申请转换程序,实际上相当于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申请变更诉讼请求。②破产和解能否转入重整。和解程序的启动者必须是债务人,依《破产法》第7条之规定,债务人申请和解后,又申请将程序转换成重整,不违反法律规定。

从我国现行破产立法条文和机制设计来看,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在破产立法上随处可见。很大程度上破产法法条、规则和机制的特殊之处,甚至看似不合理之处都源于对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贯彻,也只有从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视角能够解释这些破产法法条、规则和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现举例如下:

从立法论角度,笔者倾向于改变现行立法模式,即修改立法现有模式,规定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情形下,程序上不设立出资人组对出资人权益调整方案进行表决,但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适当保留股东权益。因为,笔者前面所主张对资不抵债股东保留一定权益的情形,是基于对重整价值的新价值理论的灵活性理解或有利于维持企业价值和先顺位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不影响确立清算价值下否定资不抵债股东表决权的原则。在现有立法模式下,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可以参照证券监管规则中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做法,在出资人组中分设小额出资人组,或者采取出资人组通过和中小投资者通过这一双通过模式等,防止大股东滥用表决权,灵活地处理股东表决权问题。

对无争议债权,尽早提交法院裁定确认。有些案件,在规定的债权申报期内,有大量的债权未能申报,给破产企业的负债形成假像。实际在财产分配前,债权数额还会有较大地增长。因此要努力动员债权人在债权申报期内申报债权。

再次,二者立法体现不同。该原则体现在破产法的立法设计中,如前所述,与其他部门法相比,破产法独特之处大多基于该原则产生。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作为破产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设定了破产法的次一级追求目标。以我国破产立法为例,除破产重整中规定了担保物权在破产重整期间暂停行使、债权人会议表决制度等之外,基本上没有债权人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其他立法体现。

[12]董璐老师也撰文认为,“当企业在重整评估状态下仍然资不抵债时,否决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具有正当性。”董璐:《资不抵债下股东在重整程序中的表决权排除》,载天同诉讼圈“破产池语”专栏,引自_-bgg,时间2019年9月11日。

一、问题的由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

二、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内涵和价值

作者按:重整程序中的股东权益调整是重整程序中利益冲突和平衡的关键点之一,在我国立法上尚属于不完善,理论界和实务界均有争议,采取何种立场取决于是否和多大程度地采用比较法上的“绝对优先原则”。本文基于重整制度深处的商业逻辑出发,强调“绝对优先原则”的相对化。本人曾在2019年8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首次主办的第三届长白破产法论坛就此问题作主题发言,本文在发言稿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

产生的原因

债务人财产保值增值原则的确立有利于破产法的理论研究和破产法司法实践之间的有机结合,并且为下一步完善我国破产立法实施有利探索。应该说我国现行破产法没有很好地解决法院、债务人财产、债务人、管理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我国目前没有财团法人作为民事主体直接规定,结果导致英美破产法中解决破产管理人法律定位和确定相应法律关系的信托理论难以在我国适用。由于目前我国管理人的法律定位和相关法律关系难以确定,管理人与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无法理顺,甚至破产法确立的管理人管理债务人财产机制难以与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相融合。

本文共计4,136字,建议阅读时间8分钟

作者:李设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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